餐桌上，听到朋友们此起彼伏的叹气声，威廉心底五味杂陈。

他知道，自己主动从外企离职这件事，在旁人眼里多少有些离经叛道。

毕竟在大众的刻板印象里，外企人都衣着光鲜出入在高档写字楼，标配手冲咖啡、全套Apple电子产品，谈吐间带着浓郁的International Style，别提多体面。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更何况，一脚踏进外企，意味着可以过上有钱又有闲的work-life balance神仙日子，朝九晚五按时下班、回家就与工作断联、假期还多到休不完，谁能不羡慕？

尤其是在考公胜过挤独木桥、大厂纷纷降本增效的当下，毕业生找份工作都费劲，主动放弃外企这一香饽饽，难免有“暴殄天物”的嫌疑。

但相比于嫉妒，威廉觉得自己更值得同情。

他现在工资8K，放在十几年前毫无疑问是高薪，但今时今日，月入2万都不稀奇了。

不止是威廉，数据显示，外企应届生起薪早已被国企、民企超越，涨薪情况也乏善可陈，甚至降薪比例是最高的。

钱越给越少，但催驴拉磨的KPI却与日俱增，变相内卷玩得炉火纯青；号称站着赚钱、给足打工人自尊的外企文化也越来越淡薄，狼性作风呼啸而来。

当外企也加入了“卷不赢，就出局”的战场，打工人终于发现，就算配备了再高级的办公条件，也不过是资本家的牛马。

职场最后的“乌托邦”，沦陷了。

资本主义不会放过每一个打工人

下午五点半，南茜准时走出公司的大楼，抬头看到柔和的霞光把陆家嘴的高楼染成金色。

沐浴着夕阳和晚霞下班，对于过去在初创型小厂996的她来说近乎一种奢望，但进入外企之后，理想照进了现实。

回想起白天入职的时候，南茜看着合同上的10天带薪年假和10天带薪病假，一度惊讶得合不上嘴：传说中的外企福利，一点都不假。

从前请个假都要战战兢兢的她忍不住专门去和HR确认。看见她大惊小怪的样子，HR憋住了笑意，告诉她每个月还有一天无理由假期，生理期不适也可以随时请假。

南茜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幸福，如果天下公司都按外企标准来，打工人就不会怨气冲天了。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逝去，南茜渐渐发现，外企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这个月你们部门和冠军部门的业绩差距有多大看不到吗？在market上花了这么多时间没有deliver任何成果，我对你们很失望。”第一次月末总结会上，老板疯狂敲打南茜的部门。

从第一次到十点下班，再到第二次、第三次……仿佛按下了开关键，南茜的新手保护期戛然而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悬在头上的KPI和手上同时进行的七八个case。

她每天吃完午饭，都要仰头灌下一大杯咖啡，才能打起精神接着处理工作，因为外企没有午休的习惯，无形中把她的工作时间拉长了。

最忙的时候，每天都是凌晨才到家，第二天七点又要起床通勤，赶去跟海外的同事开会。

更令她郁闷的是，外企上下班不需要打卡，没有打卡记录，以上所有的忙碌都是义务劳动。

变相内卷也体现在了KPI上。“嘴上说着不以加班论英雄，但实际上部门的任务不完成，个人的奖金也就无从谈起。”南茜不得不为了团队的绩效开始内卷。

临近月末，生怕向老板汇报的时候乏善可陈，身为外企人的她甚至差点卷“疯”了民企人。

深夜十二点，电话那头的合作伙伴已经哈欠连天，“姐，方案都改到这个点了，实在不行咱们明天再聊？”

焦虑的南茜想起开会的时候老板肃杀的眼神，还是狠下心说，“咱们马上就改完，今晚必须出一个成果。”

又过了一个小时，南茜还精神抖擞，对面的乙方都快困得说不出话来了，“姐，你放过我吧。”

南茜只能苦笑，乙方能向她求饶，但自己却无处诉苦。夜深人静阖上电脑的时候，她不禁感慨，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是同一幅嘴脸。

艾比倒是一开始就做好了加班的准备。海归硕士毕业入职某头部医药外企的她，一开始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加点班也能忍，只要能有好的成长。”

但当她第三次被项目部的同事告知流程出了问题，要重新申请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艾比所在的医疗类外企，核心的研发部门基本设在海外，国内的部门或多或少都带有销售性质，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挂了个工程师的名号，看起来像高级白领，但其实不过是在当技术型销售罢了。”

她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打报告和踢皮球：和客户沟通好了器械的需求，一层层上报给上级和海外审批同意；发票必须合规，价格必须合理，在同事和供应商之间来回当传声筒；项目杂、流程多，但大家办事都不温不火，拖累她的交付时间。

所以，当费劲唇舌沟通了一个多月的项目，被要求“重头再来”的时候，艾比崩溃了。

这显然与她的预期相去甚远：“冲着大平台的牌子进来学习的，但最后却只是在一地鸡毛中内耗。”

当然，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有经营压力，工作上内卷无可避免。但在这个过程中，过去人人神往的外企文化，也在逐渐变味。

表面peace & love，其实内核越长越像民企

周一推开公司门的一刹那，桐桐以为自己错进了超市。只见前台的空地上，层层叠叠地堆着米、面、油，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

她踩着高跟鞋，左闪右躲从粮堆里突围，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一打听才知道，这些是上面让准备的，要送给客户的礼品。

“我们的目标客户都是90后年轻群体，他们喜欢的是新派的高尔夫、桌游、剧本杀。”桐桐无奈说道。而之前她们做业务，也一直是按这个标准“投客户所好”。

但这位有着近20年中资保险公司背景的新CEO来之后，一切都变了。

新CEO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全公司的人被组织在门口夹道欢迎，领导在红毯上招手示意，派头十足，不知道还以为是开业典礼呢。

这只是开始，自此之后，国企风格一点点地在公司蔓延开来。最让桐桐深受其害的，是在新CEO的主导下，空降了很多关系户领导。

他们将国内企业的那套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全部复制了过来，桐桐因为不是CEO的亲信，又把持销售主管这个很有“钱途”的职位，成了被重点夺权针对的对象。

被使绊子、穿小鞋、告黑状的次数，多得桐桐都记不清了。在上级的拉拢之下，桐桐手下的团队也出现了分裂，更有甚者抢了桐桐的客户，还要当面阴阳怪气一番。

直到那位一直试图边缘化她的领导，不耐烦地对她说，“会议安排不是发群里了吗？你是傻逼吗？”桐桐终于爆发了。

从来没在职场被人这样侮辱的桐桐，想都没想抓起她桌上的一个马克杯扔到墙上，“以为自己还在中资公司吗，想怎么骂下属就怎么骂？再骂一句，我报警抓你！”

领导不知是被桐桐的气焰震慑住，还是自知理亏，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了，她也终于清净了一段时间。

和桐桐的空降上司不同，凌玲所受到的压抑，却来自于“正统”外企出身的中层领导。

有一天突发暴雨，刚参观完写字楼的领导们，需要转移到50米外的会场参加活动，策划组为领导们准备了雨具，大家撑伞两分钟就走过去了。

但就在领导们接过伞要撑开的时候，凌玲的主管突然对着同事说，“李博士，去把你的车开上来，把领导接过去。”

当时，不止同事们，连在场的总经理都惊呆了：这么点距离，有必要吗？但主管不管不顾，坚持让同事把车从地下车库开上来，为领导们护驾。

外企的森严等级，可见一斑。“这里稳定得像金字塔一样，熬到了管理层，基本可以高枕无忧。”凌玲说，对于她的主管而言，向权力更高位表现自己，是本分；向下如何对待员工，看心情。

“活动流程重新调整一下。”晚上十一点，凌玲收到主管消息时，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此时距离活动开始只剩下十来个小时了，调整流程不是动动嘴那么简单，而是要把许多工作推倒重来，基本等于今晚无眠。

筹备了三个月，此前从没提出异议的主管，现在临时作妖，凌玲困惑至极。她追问缘由，主管只抛下一句简单的“我觉得有问题”，就再也不肯多做一字解释。

第二天，当同事们纷纷拿着两份流程来问凌玲到底该怎么执行的时候，她脑子都要炸了，“辛苦规划了那么久，现在全都乱了套了。”

最后，这场活动以惨淡收场，凌玲不得不扛下所有的锅，而主管作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再一次华丽隐身。

更可恶的是，视下属如草芥的主管，还想维持外企表面的温情和亲和。

凌玲吐槽，每天的午饭时间，主管都会主动和部门同事们一起吃饭。有时候聊工作，有时候则会聊一些没有边界感的话题，“你奶奶不是住院了吗，你怎么还有心情请年假出去玩？”

久而久之，饭桌上只剩下主管在高谈阔论，其他人都埋头干饭，生怕被cue。后来更是演变成了不和大家一起吃午饭，要在群里向领导“请假”。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外企正在越长越像越民企了。但从更宏大的角度看，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时代变了，外企人也要去星巴克假装上班

外企呼风唤雨的时代过去了。以外资扎堆的快消品为例，境外品牌的C位已让位给本土品牌。

企业身陷 “中年危机”，外企人想要坐稳列车，自然难上加难。

威廉在心里数到三，电梯门刚好打开。他礼貌跟HR打个招呼，然后头也不回地逃离了现场。

HR并非洪水猛兽，人家只是循例关心了他的工作情况，提醒他赶紧把12天年假休了。但威廉被催得越紧，就越烦躁：“这么长的假，也不知道去哪玩。”

毕竟他每个月到手工资就那么点，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生存都成问题，更遑论旅游消费了。

威廉所在的快消外企，这几年业务越做越落后，新人8K/月的入门工资已经很久没有涨过。但各种福利还保持着领先，六险一金齐全不说，社保比例等都是按照顶格水准缴纳，到手工资大打折扣。

而这样口袋空空的日子，一眼还望不到头——跟威廉相熟的老同事，甚至在岗位上二十年都没有上升过，薪资水平也就比他高了可怜的一点点。

“这里更适合本地人养老，不适合我们这种想挣钱的沪漂。”威廉叹气道。

眼看着身边在大厂的同龄人已经快攒够首付，考公上岸的也渐渐能独当一面，自己却依然在做重复而初级的采购跟单工作，钱途和前途一样没沾上，他的心情更加抑郁了，哪还有闲心旅游。

相比于威廉，艾比不仅事业没有起色，甚至已经陷入职场危机。

啪！会议室内的一声响，吸引了正在路过的艾比。透过透明的玻璃墙，她看到隔壁部门的老大，正指着桌上的文件，满脸怒容地说着什么。

旁边站着的两位同事，头埋得低低的，看不出什么神情，但艾比知道她们一定心塞至极。毕竟早前，她就听说这两人的遭遇：被调岗到边缘业务，但琐碎的工作却增加了不少，据说下一步可能要被“发配”去偏远地区，直到主动离职为止。

这种变相裁员，发生在裁员动辄“N+3”“N+5”赔偿的外企，令人难以置信。

但身在局中的艾比，却并不觉得稀奇。二十年前，医药外企在中国面对的是一片蓝海；最近四五年，随着国内药企崛起，逐渐卷入红海；今年医药医疗反腐改革后，市场更是一片寂静。

“外企像一个即步入老年的中年人，他很沉稳，但体力跟不上了；内企像是20来岁的年轻人，他很狂躁、冲动，但是活力四射，是新时代的希望。”艾比说。

她已经明显感觉到公司在走下坡路：行政、人力等职能部门大刀阔斧地裁员，一个人掰成几个人用；自己所在的市场部则承担了更重的任务指标，工作量几乎翻番。

再卷也看不到希望，艾比在接到民企递来的橄榄枝时，毫不犹豫地跳槽走了。而没有艾比幸运的卡卡，正游走在悬崖边上。

最近一段时间，她每天还是到点出门，告诉爸妈自己去上班了，其实是坐在星巴克投简历。

在听到公司要退出中国市场的那一刻，卡卡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忧，而是震惊：发展如此稳定的一家500强企业，就这样黯然退出国内场了？

但震惊过后，卡卡依然按部就班地做着收尾工作。以往经验告诉她，带着500强的履历，找下家是分分钟的事。

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除了芯片等几个特殊行业，外企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卡卡开始焦虑了。时间已经来到夏天，猎头反馈的机会寥寥无几，再不落实下家，她就要正式加入失业大军了。

意识到紧迫性的她开始疯狂投简历，可海投了几十家外企，真正有回音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面完有下文的更是少得令人发愁。

卡卡表示，现在的外企也越来越现实了，“恨不得你和岗位100%匹配，能立马上手工作。”她也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终拿下行业内另一家知名外企的口头offer，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她正式入职，噩耗再次传来：因为业务优化，她的HC被取消了。

退路被堵，又眷恋外企光环的卡卡，只能咬着牙硬撑。“等到走投无路那天，再想以后怎么办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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