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自1980年首次看到GUI（图形用户界面）以来，见过最具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前不久发表了对GPT大模型的看法。

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产品和观点涌现，似乎标志着AI时代的真正到来，起码从络绎不绝的发布会上看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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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只要与GPT、AI、大模型稍微沾边，这家公司就会被扣上“人工智能”的帽子，无论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都能得到青睐。

而面对为数不多的大风口，很多主业不顺的互联网企业都想卷进来，试一试自己第二春的可能性，APUS就是其中之一。

4月18日，APUS发布其自研多模态人工智能大模型“AiLMe”，并针对具体应用场景推出文本、图像、视频、音频四个垂直模型，以此衍生出智能问答大师、简笔成画等众多产品。

对于一个靠移动工具出海起家的企业来说，全面转型人工智能颇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之意，既有做移动工具的经验，也能更快地实现产品落地。但客观来看，AI大爆发对于APUS来说真的是机会吗？APUS能够站上风口吗？以船长自称的创始人李涛，能够带领APUS驶向星辰大海吗？

转型的第二契机

回看APUS的发家史，离不开“顺应”二字。

早在2013年，李涛还是360的副总裁，管理海外业务，而其创业动机也是在一次巴西出差时发现：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当地酒店服务员便将手机从功能机换成了智能手机，但他们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依然停留在接打电话、发短信上。

“我就看他在屏幕上操作，刷来刷去也不知道该用手机干什么，我那时便意识到，移动互联网要在海外爆发了。”李涛此前讲到。

2014年6月，李涛离任后创办了APUS，并且一个月后就发布了首款产品APUS Launcher，是一款适用于安卓设备的智能手机桌面，可以理解是基于原有手机的操作系统，开发出的轻量级操作系统。

大洋彼岸南美洲的酒店服务员已经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的事情，让李涛明白：新兴国家的市场潜力开始释放了，这时候，谁能在这些市场上提供基础服务，谁就可以定义用户的行为，同时决定互联网未来流量的走势。

而追上风的APUS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用户量就突破了1000万人次；2016年3月，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APUS Group的用户数量就从零增长到惊人的9.2亿；在2015年初，刚刚获得成为资本等提供的1亿美元B轮融资时，APUS的估值就已经达到了100亿元人民币。

毋庸置疑，当时的APUS靠着移动工具出海，吃尽红利、风光无限。

但工具类产品的天花板很快就能望见，用户使用时长与粘性有限，这已成为行业共识。整个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将尽，寻找下一个机会刻不容缓。

与多数同行一致，APUS在移动工具之后首先瞄上了内容。曾将重点放在一些重度运营的产品上，比如电商、游戏等。主打方向也是和内容相结合，通过运营获得回报。高峰时期的APUS共有200多款面向全球市场的互联网产品，月营收能够达到过亿的水平。

但从2018年开始，谷歌开始打压APUS。随后在李涛带领下，其核心战略从原来的出海转向了全球化，并且将印度等潜力国家作为重点市场。可惜好景不长，2020年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NIC）一纸“中国APP禁令”，封禁了APUS的多款主力产品。

海外市场流年不利，李涛不得不将第二曲线从内容变成了国内业务。不过从始至终，APUS在全世界的营收方式都是广告，国内市场也一样。简单来讲就是提供手机桌面、上网浏览、搜索引擎、 APP下载、信息及电话管理等功能服务，并基于产品、服务向第三方广告平台收取广告服务收入。

但国内巨头垄断式的市场背景，使得APUS业务只能与360那样，存在于“中老年群体”。

「科技新知」在与APUS前员工交流后发现，其国内主业本质上就是靠“寄生”与一些老年机上，来获取广告收益。

早在2021年315晚会，就曝光了其“流氓操作”。据悉，包括APUS“超强清理大师”在内的多款清理类APP，表面是在清理手机内存，背地里却在疯狂收集个人信息并上传，故意让手机越用越卡。

当然，最重要的影响还不是手机用户体验，而是向老年人推送诱人的广告，号称走路就能赚钱、免费领鸡蛋、免费抢飞天茅台，推荐降血糖、减肥、壮阳等药品，甚至引导至色情、博彩网站。

这些行走在法律边缘的违规操作，也使APUS产品频频整改成了常态。

不过此次AI大爆发，给了本就擅长开发、包装软件产品的APUS一个较为正道的发展方向，只是这次APUS能否像此前那样顺势吃上红利，没人敢下断言。

是机会更是风险

用李涛的话来讲，他是国内最早接触大模型的那一批人。在2019年时就见了OpenAI创始人Sam Altman，并通过视频向他和张一鸣、沈南鹏等人展示过，用GPT-2操作DOTA2。

李涛曾表示，“当下业界对ChatGPT的认知还比较落后，前段时间我的MBA课程留了一份课堂作业，基于纪录片《寿司之神》描述日本工匠精神，我用ChatGPT完成了这份PPT，第二天讲的时候，很多人都还惊讶，不知道ChatGPT是什么。”

李涛对AI、大模型的极度自信，似乎意味着APUS已经比同行超前了两个身位。

其实不然，对于做移动工具APP的企业来说，利用大模型虽然可以为其产品提供更多思路、更智能的服务，但需要知道的是，大模型的研发成本已经很低，并非某个企业独有。这就意味着APUS的竞争对手，也可以利用大模型来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加大竞争压力。

例如其推出的的智能问答大师，是一款类ChatGPT的产品，这种产品在国内外已经非常之多。在AppStore中搜索“智能问答”、“ChatGPT”等关键词可以发现，相关产品已经多如牛毛，甚至有多款产品与APUS的“智能问答大师”如出一辙，包括界面UI、产品功能甚至订阅服务价格都几乎一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品大多在APUS之前上架。

另外最需注意的还是百度、阿里等大厂，即便抛开技术、数据等层面的差距不谈，单论在C端市场的影响力，GPT对它们来说更像是未来竞争中的一个必要工具，变现另有途径。

很直观的一个例子是，微软的Edge浏览器和必应Bing搜索引擎集成了ChatGPT后，出现了大量的需求爆发。甚至三星也正考虑将默认搜索引擎由谷歌改为必应。

相反，对于APUS提供的产品，用户需要花费68/月的高价才能体验，在对价格极其敏感的国内市场，显然会丧失不小竞争力。

另外，在训练成本、算力等基础设施上，APUS与大厂几乎没有竞争能力。不过李涛也直言，“凡是用算力解决的都是暴力方法，还是你的算法不够聪明。”不依赖大算力的路径才是APUS对大模型的理解。

这种以优化算法为主的模式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固然是好，但问题在于优质数据语料从何而来？据悉，APUS大模型的训练数据主要还是来自公开语料库、行业公开数据、爬虫公开网页内容，只有少部分是其此前产品收集的数据。

这种几乎全是来自于公开资料的数据，显然与业内公认的优质数据存在显著差距。如果拿不到垂直行业内的优质数据，又如何做出差异化产品？

事实上，无论是优化算法还是采用所谓的“知识蒸馏”（AI提问AI）方式去提炼数据语料，AI行业的竞争最终还是会围绕人才展开，这也是前沿科技企业的核心所在。但船长李涛能够吸纳更多、更好的船员吗？

新时代下的管理危机

360团队的出身，使得整个APUS存有一些“老派互联网”大厂的旧疾。

按照李涛的话来讲，“APUS是高执行力的团队，一人指挥，麾下千军万马向同一个目标发起冲锋。”但在其员工口中，这种高执行力被称为“一言堂”。

“加班严重、压榨员工、绩效管理，老板是皇帝”，一位前APUS员工向「科技新知」坦言，“老板就喜欢看员工加班”。

事实上，加班在互联网企业中确是常态，但APUS的加班制度有些病态。“即便是干耗着也不能走，还会拿工时说事，每周每月都会有工时排名，谁加班时间厂谁绩效高，离职时会直接将绩效扣完”。

脉脉上也有相关评价，称“常态化996，裁员极快，公司氛围很差，都围着老板这个土皇帝转”。

知乎上一位匿名前员工这样评价APUS的管理体系，“假如你直接汇报给船长，还是看看《大明王朝1566》，嘉靖-内阁-百官，船长-核心委员会-外围。如何立足，自己掂量。”

在《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内阁、百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博弈，这种官僚体制导致很多决策不公平和不合理，最终使大明王朝走向衰败。

李涛最崇拜曾国藩的自我克制和修为，并表示曾国藩“以至诚行天下”，我李涛做人就是两个字：单纯。但现在来看，理想和现实仍存在着鸿沟。

至于人才，李涛曾坦言，目前中国的人才价格过高，在北京找到的人才和硅谷的价格几乎一样，产出却大相径庭，而且成本越高的人才心态越浮躁，成本越低的心态反而平静。

但他却忽略了人才密度以及人才波动这一客观事实，对市场存在误解与偏差，而花费大把时间、成本在寻找人才上，这或许也是APUS人员流动性极高的原因。

与海外工具市场不同，AI大模型并非快跑游戏，而是竞争游戏。像智能手机系统一样，未来能够留存下来的大模型产品并不会多，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算力、技术、数据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创新才是活下来的关键。

而管理上的不正确或者说跟不上时代，俨然会使APUS在转型中缺少创造性，以及存在员工缺乏积极性、团队协作能力不足等问题。这样的企业很容易战略失焦，也无法及时适应市场变化和竞争压力。

“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高启强曾说过，“风浪越大鱼越贵”，面对这次席卷全球的AI大浪潮，李涛船长能否有所收获，市场还要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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