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工作不双休,双休的都是销售和客服,成都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同龄朋友们都在当‘无业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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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0月连续被封控两次之后,星萍终于得到一份临时工作——在西餐厅当服务员。没签合同,不交社保,工资按到岗天数算,120元一天。
没有什么保障,但同样没有什么限制。不需要早晚打卡,没有组长监视,没有客人就可以休息,不设绩效、不会罚款,不忙的工作日可以下午5点到岗。
虽然经常晚上9点才下班,也很累,但星萍非常满意,“不用考虑业绩或应付人情世故,我觉得很好。”
刚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星萍,感受到了今年找工作的困难。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届高校毕业人数高达1076万,加之疫情带来的优化、缩招,往届生不断流入就业市场。求职者暴增,而岗位在减少,市场竞争越发激烈。
不少应届生因封校或考研错过秋招、春招,又缺少工作经验,求职屡屡受挫。有人转而打零工来负担生活开支。
01
早上9、10点到餐厅,换上工作服,有客人进门就欢迎并引导至座位,上水、介绍菜单、上菜,解决用餐途中的问题,最后送客人出门——这是星萍每天重复无数次的工作流程。
在成都,星萍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她发现除了销售和客服,几乎没有双休的工作岗位。同宿舍的5个同学,有两个继续考研,一个还在成都找工作,两个回老家了,“有个在县城的小学当老师,我觉得她是(我们几个里)比较成功的。”
星萍原本一边兼职一边找工作,但兼职收入难以覆盖每个月1350元的房租和不低的生活费,封控时甚至要让父母接济,每次都免不了被责备“一本毕业都没找到个工作”。她渴望有个工作,什么都好,只要能正当地挣钱,负担起自己的生活开支。朋友介绍了餐厅服务员的工作后,她没有犹豫。
星萍工作的餐厅(供图:受访者)
“我要是大学毕业了去端盘子,我都不好意思见人”。星萍喜欢cosplay和跳舞,会在b站发vlog和翻跳视频,有一次直播时,有个男网友发了这条评论。她当时有点懵,事后越想越生气。
星萍动过回老家苏州的念头,但现在的住处离高风险区很近,回去要被隔离,她怕有许多未知的麻烦,就又留下来了。
找工作的几个月里,星萍的要求一再放低。开始想投身喜欢的新媒体行业,在一家直播公司做了一周,要长时间直播、拍视频带货,收入也和面试时说的差距甚远。后来,星萍只要求能双休,工资够房租和生活,3000块也行,但满足双休条件的岗位,她看到的也只有销售和客服岗。
甚至还遭受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职场歧视。应聘文员岗位,被要求取下口罩看相貌;明明招聘启事上没有身高要求,却被HR在询问身高后拉黑。
有时候她也怀疑学历根本没用。和两个学历不高但有工作经验的女士一起面试,HR从头到尾没有问她话。她后悔考研:如果早点出来实习、刷简历,“也许不至于到现在这种地步”。
02
漂泊他乡的星萍,以打零工来维持生存;而回到老家、几乎不需要自掏生活开支的冷宇,则是为了逃避父母的唠叨,去托班当了辅导老师。
今年上半年,大学长期封校,冷宇在老家完成了毕业论文和答辩。因为疫情,最近的几场资质考试都被取消,她受不了每天备考却总考不成、在父母看来什么事都没做的日子,就在家附近找了个托班机构工作——月工资2000元,包吃住。
托班接收的是父母没时间管午晚饭或没法辅导作业的小学生。冷宇带二年级,中午11点多接孩子放学,带他们吃饭、写作业,下午2点送去学校,5点接回来。等孩子们作业都写完或家长来接走后,她才能离开,有时候会到晚上10点多。
工作时间长还在其次,最让冷宇苦恼的是和孩子们的沟通:他们不调皮,也不闹腾,但是辅导作业时,无论教什么,他都不说话,只是看着你,就算生气都不能让他们开口,像石头一样沉默。有的孩子基础很差,课本上的内容,可能有70%搞不懂。
待了一段时间,冷宇才了解到,有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有的是家里有了弟弟被冷落,有的是寄宿在此,周末才能回家。有个父母离婚后被判给爸爸的孩子,造句时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写着“我想我的妹妹,也很想妈妈,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冷宇看了心酸又无力,决定以后一定不当老师。
“无用的责任感对身心消耗特别大,你当老师,总是会想让学生变得更好,可是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一个人的力量都太渺小,根本改变不了现状。我看着他们,真的非常不忍心,但我无可奈何。”冷宇对工资多少不太在意,没想到干着干着快有心理阴影了。只干了一个多月,就辞了职。
冷宇其实早就察觉到了就业形势的严峻。她学的专业是旅游管理(中韩方向),大三下学期,学院老师问大家考不考研,如果不考的话,就要参加学校的专业实习。
整个学院200多人,170多个同学都考研。她和剩下30多个同学被安排去酒店实习。
旅游管理专业对口的就业方向很窄,博士毕业去高校当老师算好的。大多数人读研是为了换专业。冷宇实习时的上司也跟她说,入行近20年,酒店和旅游行业现在是走下坡路的,让她最好别做这一行。同去实习的同学也对这份工作缺乏兴趣。
冷宇在学校安排的酒店里实习了半年,学着叠不同形状的方巾,应付着讲方言的客人“你怎么听不懂人讲话”的质问,每天都筋疲力竭,偷偷掉眼泪。没有老师提醒她们要趁秋招看看工作,她们也分不出精力去想这件事。
临近春节,冷宇和同学们结束了实习回老家,她报名了今年4月的韩语等级考试,边写论文边备考。她想拿到证书,找小语种方向的工作。
离考试日期还有20天时,因为风险管控,考点取消了。她有些气馁,但又继续报名了10月份的等级考试。9月中旬,又收到考点取消的通知。后来10月底的教师资格证笔试,因为疫情爆发,全省都取消了,那时离考试还有5天,冷宇还在背诵书本。
“一年都在备考,一场试都没有考成。”冷宇感觉进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很多工作要求有工作经验,但她是应届生;即使只要求资质,但她还没有证书;想好好准备考下证来,但连考场都没进去过。
冷宇也尝试投过简历,但完全没有回音。父母催她找工作,叫她考事业编,她也去看,不是限定专业,就是要求研究生学历加工作经验,根本报不上名。
而经历过酒店实习,下定决心一定不进酒店业的同学们,有考了教师资格证,回老家私立学校当了老师的;但很多还是在转行无果后,又回了实习时的酒店,成为正式员工,这是当下唯一能走通的一条路,“我了解到的是没有转行的”。
吃住在家里,冷宇暂时没有经济压力,除了偶尔要面对父母“你天天待家里什么都不做”的质问,也不是太难熬。她打算继续投简历,并且明年再考一次。
03
私企工作难找,而考公、考编、考国企也一样很难。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高达212.3万,而招聘岗位为3.12万个,平均68人竞争1岗。
央企、国企这类相对稳定的工作单位,今年变成了毕业生求职的首选。从事应届生就业辅导的万校长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变化。以前加他微信的学生,问的都是想进互联网大厂该怎么提升简历、有没有内推机会,“现在风向完全变了。”
在今年3、4月春招时,他开设了一个关于央企国企求职的自媒体账号,加他的90%都是家长。以前服务的主要是学生,但今年家长都开始焦虑了。
万校长发在朋友圈的感慨(供图:受访者)
万校长明显感觉到今年毕业生求职难度比以前大了很多,以前帮忙改简历、实训提升后不少人可以进二面,但今年很多连简历关都过不了。他在长沙和一家上市公司老板吃饭时,对方说“从没见自己公司HR这么硬气过,不是985毕业的简历都不看了”,而在以前,普通本科的毕业生投简历的都不多。
今年这家公司招聘,非常看重工作经验,以前内推的产品经理岗,专业要求都放得很宽,学设计的、学应用统计的都可以,只要有过项目经历,不论参与程度与规模,都可以有个笔试或面试机会;而今年人员需求急剧下降后,招聘要求收窄到只接受有技术开发背景的,要有大型项目的深度参与经历,才有可能通过简历初筛。
没有在大学期间没有刷实习、做项目,也不是知名院校毕业的应届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难度,要比以往高出数倍。万校长还发现,惨烈的就业形势,也有反向传导效应,大二、大三学生的忧患意识大为提高,他们已经在考虑从现在开始该为求职做点什么。
04
毕业生难就业,也不是因为太过挑剔。本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想法,星萍接受过一份工作——在一家放贷公司当电话推销员。
上班的第一天,她就因为还没打完招呼就被对面挂电话、工作时一直被人盯着而想离开,但为了房租、为了双休,她还是想先坚持一个月。
但每天上班,她都陷在良心与现实交战的两难困境里:那位顾客真的需要贷款吗?他的条件根本拿不了贷款,为什么还让人上门了解?利率这么高是高利贷吧,这不是违法吗?我不会被抓吧?我要用靠欺骗别人来挣钱吗,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挣钱?
因此,近一个月里,她也只是按要求拨打电话,并未开过单,最后公司以“没完成业绩”对她罚款时,她再也受不了,就辞了职。离开公司后,被七月的骄阳炙烤着,她在马路边哭了一通。
后来封控时,也因为要生活费,星萍和父母吵过几次架,父母觉得她没找到工作“就是不努力”、“为什么不能早点安排好,一直问我们要钱”,也不问她是否买得到吃的,生活怎么样。
星萍60元购买的一周食材(供图:受访者)
在西餐厅工作后,星萍没再去纠结大学毕业当服务员值不值的问题,她觉得很满足,至少不用再伸手要钱,而且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劳动所得,都堂堂正正。
打零工,让人更有选择权。
现居广西南宁的吕霄,也毕业于一所二本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从去年秋招开始,投了近十个国企,做了N次笔试,跨市面试的住宿费和路费也花了不少,但面对更高学历、丰富工作经验的竞争对手,这些努力都没什么结果。
毕业后她进了一家地产营销公司当总监助理,待了三个月,她觉得这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因为直属领导之前3个月送走过4位助理”。
除了完成助理的基础工作——拟合同、走流程盖章、写会议纪要、出去开会、做工作汇报,还要做活动方案策划、写广告文案和视频脚本,经常加班到晚上11、12点。不止这些,她还总被其他部门领导要过去“打杂”,迟到一分钟罚款30块,说好的一个月转正拖到三个月都还没实现。
这样的工作强度下,第一个月她拿到的工资是1310块。且工作已经开始影响身体健康,她做梦都是开会,也开始长白头发,于是很快和同样受不了的同事集体离职了。
也得益于在上家公司的文案撰写经历,她收到了一家广告公司递来的橄榄枝——居家办公的文案兼职,为其代运营的公众号写文案。虽然一条文案的价格也才几十块,但吕霄已经很满意,“以前一天写很多条,也没有钱,现在努力写可以比全职工作还赚得多。”
这些足以支付南宁市中心900块的房租和生活用度,最重要的是,吕霄感觉自己比以前更有选择权,“以前是工作挑我,不是我挑工作,但现在我一看到那些重度加班还单休的岗位后,就会更努力地写,如果没有这份兼职,我就只能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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