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获得舆论关注的方式,经常跟管理失败联系在一起。
12年前,以年仅19岁的青年工人马向前跳楼自杀身亡为起点的十二连跳,让富士康背上了血汗工厂的名号。日前,由于富士康郑州厂区的疫情防控不力,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又一次牵动舆论神经。这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本身的管理难度有关,也与富士康在中国科技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关。
(资料图)
随着包括多地政府在内的多方力量介入,富士康郑州园区的防疫工作已经逐渐平稳,也表示将继续招工,欢迎离开的回来。但作为全球最大iPhone生产基地的郑州富士康,所面临的挑战远没有结束。在接近5000公里之外的印度,由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支撑起来的富士康工厂,正在苹果的全球分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出走的工人还有可能再回来,但失去的订单,可能就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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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富士康厂区附近的郑港十路上,临时搭建了多个上车点,河南周边市镇的返乡大巴停留在此,点对点地,来接那些拎着拉杆箱背着行李的富士康员工,回家。
10月中旬,富士康郑州航空港厂区爆发新冠疫情,部分员工在网上爆料,厂区防疫措施不到位,物资困难。恐慌逐渐扩散,有员工担心被感染,徒步百公里返乡,很快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对富士康疫情的关注。
郑州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决定着全球至少50%iPhone手机的生产进度。
对于忙于生产新款iPhone 14的富士康而言,此次疫情来得不是时候。疫情爆发的四季度,正处于苹果的节日季,是全年最重要的销售时间段,也是苹果供应链开足马力,保障供给的时段。2021年,iPhone1920亿美元的销售额,约三分之一在节日季产生。
一直以来,郑州富士康都是最新款iPhone的生产地,但是在iPhone 14机型上,却有了例外。距离郑州4200公里的印度钦奈(Chennai),也在进行着iPhone 14的生产。
地处钦奈到班加罗尔之间的斯里佩鲁姆布杜尔镇(Sriperumbudur),是莫迪政府“印度制造”计划中的明星小镇。4号国家公路穿城而过,运送载满货物的卡车和装满工人的白色巴士。
2017年,台湾电子制造商富士康落脚在此,并计划在这里为全世界生产iPhone手机。它有着亮眼的开始,投资30亿卢比,计划三年内创造三万个工作岗位。
对于印度的年轻人而言,富士康提供了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机会。尤其是年轻女性,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只有20%的印度,富士康工厂女工是特别的存在。她们更听话,工资也不高。一位流水线女工,每月的薪资在1万卢比左右,换算成人民币,不到1千元。人工成本同国内相比,至少缩减三分之一。
苹果于2017年首次在印度生产iPhone,即iPhone SE。但直到iPhone 14为止,苹果在印度组装的都不是最新款机型。印度生产新款iPhone的时间通常比中国滞后6至9个月。比如,印度今年4月才生产iPhone 13机型。
不过,印度的iPhone生产时间表同中国的差距,已经越来越短。在iPhone 14上,印度生产的第一批iPhone14只比中国晚六周,即,会在10月底或11月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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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意义上看,苹果在印度的生产方式是组装。iPhone的产品标识上,标注的也是Assembled in lndia(印度组装)。
日前,一位在苹果大连直营店购买了两台暗紫色256GB版的iPhone 14 Pro Max的用户,发现两台手机的组装地不同,分别为中国和印度。其中一台苹果手机的外包装上显示印度组装,中国制造。在印度组装的iPhone ,意味着苹果仍在从世界各地采购所有组件,运到印度。然后 ,由富士康印度工厂组装——而不是真正制造。
乔布斯时代,苹果早期的组装工厂主要分布在爱尔兰。擅长供应链管理的库克加入苹果后,将制造重心转向亚洲。目前,苹果全球共有 18 家组装工厂,其中 14 家位于中国,负责iPhone、iPad等产品的生产。
从2007年起,富士康为苹果代工iPhone,郑州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在郑州有三个工厂,90条生产线,高峰期雇佣35万名员工,带动了郑州手机产业链的发展,vivo、OPPO、荣耀6也相继在郑州设立了生产基地。
依靠手机代工产业的带动,河南,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连续十年外贸总量在中部省份排名第一。2021年,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达8208.1亿元,同比增长22.9%,以手机产业链为主的机电产品进出口占全省外贸比重超六成。其中,仅手机的出口总额就高达2727.2亿元,同比增长17.8%,占到全国的28.9%。
富士康控制的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也多年位列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排名的第一名。
10月份,郑州厂区疫情发生以来,富士康从未停止生产。负责iPhone成品组装的IDPBG事业群,为激励员工出勤,补助从50元/天,加码至100元/天,全勤则最高奖励1500元。11月份,奖励再度加码,补贴提高到400元/天,全勤奖也提高到5000元。
此外,全勤奖的标准也有改变,从之前的大于13天,到如今的累积出勤超过25天。可以反映出富士康的用工压力。不过,富士康表示,生产运营都“相对稳定”,10月至12月的三个月产量将“展望不变”。
而富士康最重要的客户是苹果。来自苹果的代工收入占富士康收入的近45%。这也就意味着,富士康的诸多布局,都需要跟着苹果的步调走,符合苹果的需求。
比如在工厂选址方面的考量。
眼下,苹果看中的新增市场是印度。库克说,我非常相信印度的机会,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年轻人口结构的国家,无与伦比。苹果也正在与印度消费电子产品连锁店Croma合作,在印度推出自己的第一家线下Apple Store。
富士康也亦步亦趋。目前它控制的印度实体为Rising Stars Mobile India Private Limited(RSMIPL),旗下有两个生产基地,一个位于安德拉邦(“AP厂”),拥有1.5万名员工。一个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钦奈(“TN厂”),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拥有1.1万多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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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苹果主要通过在印度组装 iPhone(Assembled in lndia),用来节约印度政府对进口电子产品征收的约 20% 的进口关税。
但情况已经在改变。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了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上升到3.1%。研究公司 Canalys 估计,截至去年 12 月的季度,苹果在印度的iPhone出货量接近92.5万部。
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22年底开始,苹果将会把约5%的iPhone 14生产转移到印度,以利提升该国制造能力,在2025 年让印度生产组装iPhone、iPad、Mac、Apple Watch和AirPods在内的苹果产品提升到25%,以降低中国制造比例。
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也在扩张。今年4月,富士康在钦奈又拿下了40英亩土地,用来增加iPhone生产线。而在钦奈,还有另一家知名苹果代工厂——伟创力,它负责生产苹果Mac系列产品。
来自产业链的关注重点则在于:印度工厂和郑州工厂会同时生产iPhone 15吗?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猜测,今年iPhone 14于印度的量产进度仍较中国迟约6周,但差距已明显缩小,因此可以合理地预计,印度和中国将能够在明年同时生产新的iPhone 15。摩根大通的报告称,苹果已将下一代的部分iPhone生产转移到印度,因为该公司愈发认识到,将生产集中在一个国家会增加风险。
受供应链影响,苹果二季度损失的收入约在40亿美元。近期的苹果财报分析师会议上,库克也经常提到供应链稳定问题。
平衡供应链风险,这项工作落到富士康头上的最直接表现便是,今年的生产准备期来到更早一些。早在5月,郑州富士康就已加大招聘力度,历史性地开出了将近万元的返费(新职工在入职90天后,并出勤满55天后即可一次性获得的补贴),深圳观澜富士康开始大量招聘员工,预计在8月份将会是高峰期。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苹果iPhone组装业务招工奖金提高至6480元。
代工从来都是在规模与廉价劳动力之间寻找平衡的生意,富士康更是如此。苹果意志是左右富士康未来布局的重点考量。当印度成为苹果眼中的迦南美地,富士康的脚步,也会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