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八个多月“花名”后，林月孟在去年12月收到一封快件，他被老东家告知不再发放补偿。
“这表明公司主动终止竞业协议，但不会明确说理由。”他解释称，对方停止打款并不完全意味着协议失效，不到一年限制时间，自己仍有义务为上一家公司涉密内容保密。
林月孟曾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算法工作，到今年3月入职现公司整整一年。2021年1月离职时，他被启动两份为期一年的竞业协议，一份是总体限制协议，另一份跟期权有关。
“这些文件并不全是一式两份，有些文件签字了，但不让拍照，按下手印就拿走了。”现已担任另一家公司的算法技术总监的林月孟，至今都清楚的记得前一家公司列出的限制公司名单，“大概有一页半A4纸，有的看不出竞对关系”。
为了规避麻烦，林月孟在新公司不敢用真名。竞业期内，林月孟收到过老东家HR例行抽查电话，也常有猎头联系，事实上也被问过是否入职现公司。他习惯性的全部否认，“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能在微信或者语音上做任何承认或回答任何问题”。
换回真名后，林月孟偶尔还会关注招聘信息，他的下一个跳槽计划已经在酝酿。
而在林月孟看似麻烦却不断尝试开启下一个跳槽计划的背后，是汽车行业加入人才争夺战后他所代表的行业人才的诱人“钱景“。猎头徐静对腾讯汽车称，企业在用非常离谱的高溢价招聘，算法、软件和自动驾驶人才薪水要求很高，没有预算就是预算，有人在两个礼拜之内换了6家企业。
车企和科技公司互相“拉黑”
汽车、科技和互联网行业边界日渐模糊，这让更多人才卷入竞业范围。
市场公关岗的李响与林月孟同属一家公司，日常工作看似没有涉及核心技术，但也不幸被卷入竞业大战。去年12月离职时，李响签署了为期半年的竞业协议，竞业名单中有汽车圈也有科技圈，他认为，“这已经是行业惯例”。
“新势力企业中公关传播不再是一个服务部门，是承接企业战略的角色。事实上公关了解很多企业战略规划和商业模式运作。新兴企业都在用内容方式讲品牌故事，所以传播类、营销类人员也在被竞业约束。”
李响回忆，“蔚小理”三家新造车企业从去年3、4月开始陆续让公司核心人员签署了一份明确限制互联网和科技企业的竞业协议，“那个时间段小米、百度等跨界造车浪潮很猛”。
紧张的“抢人大战”气息正是从那时开始弥漫。去年5月，何小鹏公开表示研发同学将扩张到500人以上;同年7月，雷军在微博里发布自动驾驶部门招聘广告，首批招募500名技术人员，有人一星期就拿到了小米汽车offer;华为为了给车企卖车，“天价”提成招人。
新势力造车企业连夜跟员工签署竞业协议，被拉入“黑名单”的后来者们从2022年开始“反击”。
今年1月，一位华为员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已经lastday离职流程一直不批，HR和直接主管每天沟通，让签竞业协议，并且签了就立即启动，竞业协议上列了不限于蔚来、理想、小米、Momenta、吉利、滴滴等20几家智能驾驶车企、相关联企业及子公司，签了就只能去养老院了。”
3月中，华为内部人士向腾讯汽车证实了上述消息。华为汽车业务在2月底更新技术人员竞业协议内容，“把能想到的车企供应商都算在里面，竞业时长在3-24个月不等。过去都是核心技术人员才会涉及签署竞业协议，现在普通技术员工也要签”。
与华为几乎同一时期，宣布造车不到一年的小米也开始更新竞业协议范围和内容。36氪曾报道称，小米在从2月中旬开始推行一项竞业协议，主要面向19级以上的核心人才，竞业公司也包括“蔚小理”等新造车企业。
同类消息在脉脉等职场社交软件上成为热点话题。2月25日，一位ID显示在小米技术委员会任职的人发帖称，部门被要求全员签署竞业协议，同时“增加了很多车企，大约40余家公司被列在竞业列表中”。
在汽车行业工作十几年的李响认为这很合理，“汽车已经变成一个新赛道，已经真正成为数字化智能终端，所以现在不会是汽车公司与汽车公司较量，会是汽车、互联网和科技公司三者之间的竞业和竞争”。
曾在传统车企担任营销副总裁的赵悦告诉腾讯汽车，销售和营销领域经验很重要，但竞业限制范围也不会很广，卖车不是靠个人，即使是最高级别的人最多会被竞业两年，多数都是一年。
“过去传统车企高层离职后很快就会入职下一家，也会很高调，但是现在不同，我熟悉的营销高层被竞业后入职新造车企业都会非常低调。”赵悦说，在算法、软件等核心技术岗位竞业更是残酷，“竞业限制范围广跨度大，列上一串企业，一个搞技术的人竞业一年，对个人对行业伤害都很大”。
无论是传统车企还是互联网造车公司，一面说裁员，一面又说招不到人，而多数企业只想找现成的人才直接创造价值。
“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转吉利研究院院长被互联网造车公司高薪挖走，开始他本人辟谣了，但是后来又加入到顺为资本，这是‘曲线救国’，他不可能不去造车。”赵悦说，懂的人都懂。
人才宝藏被撬开后，传统车企不再“佛系”应对。去年8月，一份多达130余家竞业企业名单的长城汽车竞业协议被曝光，违约金高达80万元。“技术中心全员签订，人力最新规定说离职之后百分百会启动。”脉脉上有长城员工透露，有的竞业期甚至长达2年。
长城在职员工江林告诉腾讯汽车，这份升级竞业协议不是入职的时候签的，“是去年8月统一让员工签了一批”。
业务板块复杂的比亚迪动作较快。早在去年3、4月份，比亚迪就与“蔚小理”等企业第一批就启动升级版竞业协议。不过新协议仅面向新员工，一位比亚迪内部人士告诉腾讯汽车，现有员工仍然沿用过去针对汽车行业的竞业协议。
相比自主品牌车企的迅速反应，外资及合资公司车企有点“反应慢”。
一位福特中国的研发工程师告诉腾讯汽车，没听说过有竞业协议，“估计是高层才会签”;华晨宝马一位电池专家表示，“没有签过竞业协议，对跳槽没有什么影响”;另一位上汽通用负责车联网相关业务的人士则透露，“签了协议，但这在公司内部并不普遍，客观上确实提高了人才流动成本”。
30%的补偿金和不设“上限”的违约金
对发起方来说，竞业协议是筑起隐形壁垒的手段，看得见的代价是给前员工的一笔不算太多的补偿金，看不见的是，企业会动用HR、私人侦探或律师等专业团队来维护自身利益。
而对签署该协议的个体来说，所有的矛盾都会对焦在一个字上：钱。
前公司和现公司给林月孟的薪资并不少，但说起“钱”，他还是觉得“肉疼”。据他描述，互联网企业一般会设置半年到一年的竞业期，补偿金良心企业会给到前一年平均月薪的50%，每个月像工资一样打给竞业期的离职员工，而大部分人只能拿到30%。
“当时协议里规定的现金部分的违约金是年薪的3倍，另外还有期权部分的赔偿。”刚入职时，林月孟给法务看了上一家公司的竞业协议和脱敏资料，对方表示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比如引起诉讼的话，公司愿意支付现金部分的赔偿，但是期权股票部分要自己赔付”。
竞业协议中约定的补偿金有量化标准，违约金则无“上限”，因此两项金额看起来悬殊巨大。
在2021年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中规定，若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的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予以支付经济补偿的。
关于违约金，《解释》中规定，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时，应当依约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应在公平合理的范畴内，否则超出该范畴的违约金数额或将难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不过，林月孟对腾讯汽车回忆道：“实际执行过程中没有商量过这个‘约定’违约金金额，如果有异议员工可以不签，但是很少有人不签，不想闹得太僵。”
研发工程师王迅的前公司是一家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离职前的最后一天公司才告知启动竞业协议。“协议里规定的赔偿金是竞业期获得的双倍收益，包括下一家公司的工资收益再加上前公司已经给到的补偿金。”
无“上限”的违约金成为企业留住人才的法宝，为了警示更多员工，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甚至把违约金“炒”到了100万元。
裁判文书网显示，2019年-2020年间，宁德时代因竞业限制纠纷将9名前员告上法庭。原因是他们在离职后分别加入无锡天宏和保定亿新，这两家公司被判定为蜂巢能源关联公司，法院均判处员工需要支付宁德时代竞业赔偿金100万元。员工不服上诉，二审仍维持原判。
涉事员工在宁德时代时的月薪在8000元-2万元不等，违约金统一都是100万元，对于月薪仅为8000元的员工来说，赔偿金相当于年薪的10倍。
“巨额”赔偿金引起业内和媒体热议。“对个人来说这不是一笔小钱，但跟企业的体量相比，赔偿的钱还不够花费法务、HR盯着你的精力。企业写在竞业协议里面比较严厉的，主要还是起到警示的作用。”一位业内人士这样对腾讯汽车表示。
不过，法院判决中驳斥了赔偿金不合理的指控，“劳动合同法的目的在于预防商业秘密被泄露的可能，并不以用人单位遭受实际损失为前提”。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动力电池等核心技术人才已经成为各家争抢的焦点。
已从宁德时代离职的员工告诉腾讯汽车，宁德时代内部经理以上的职位都要签竞业协议，竞业时间一般在2年;据一位电池上游电解液供应商员工描述，“竞业协议很普遍，而且上下游都会限制，我们跳槽去电池公司也会被签竞业协议”。同时，他表示，“违约金乱开的，这个本来就不规范”。
只要不走上法庭，竞业协议和涉及到的钱数更像是被藏在暗处的武器。
一位接手过竞业协议相关诉讼的律师告诉腾讯汽车，矛盾被挑明之前，很多人都不会注意违约金，对于那些不违约的人来说，更没概念。
宋震曾在传统车企从事三电工作，2017年入职时签署过一份竞业协议，2021年离职时公司对他启动了协议。宋震对腾讯汽车回忆称，当年签署的“空白”协议在签字启动时增加具体企业名单，但是由于离职后换了赛道，领导没有执行竞业限制。
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到加入新公司有一段空档期，宋震并没有收到过前一家公司发放的30%补偿金，也没注意过协议里的违约金细节。但说起“宁德时代100万违约金”事件，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竞业协议被滥用了”。
“企业对知识是锁定的，希望把你入职期间一切有价值的工作全部锁住，龙头企业通过这种方式禁止人员流动。”宋震认为，这是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针对员工个体给潜在竞争对手施压，其实核心是想解决不正当竞争。
反竞业套路下的虚幻与真实
竞业协议逐渐成为普遍现象，但在实际操作中，员工在离职时真正启动竞业协议的仍属少数。“签归签，不一定真的会启动。”林月孟说，协议更多是起到警示作用，让员工跳槽时有所顾虑。
即便真的启动，“规避”竞业协议的手段也已经成为行业惯例。一位猎头告诉腾讯汽车，员工离职的时候低调一点，在入职的时候用花名，先签署第三方合同，竞业期过后再签正式合同。
“引入高级人才后，企业会签外包岗位，一旦法院举证，外包公司并不在你的竞业协议名单中，以此来规避。”上述猎头说，通常情况下，在企业内部软件中搜索不到相应的人，“无名无头像”。
徐静是专门为新势力企业挖高级人才的猎头，据她描述，国内新势力企业对智能驾驶相关岗位执行层的竞业限制更加严苛，战略相关高层反而会打“情感牌”战术。
“比如VP级别高层离职，一般会转为该企业高级顾问，期限大概在半年到一年不等。”徐静解释称，其实这是变相竞业，高级顾问也会有相应的限制条款，但相比实际意义上的竞业协议会宽泛许多，“违约金是象征意义的，期权和股票也都会全部解禁给到员工”。
曾在车企担任过技术高管的罗军认为，实际上企业不愿意出此下策严防执行层员工，但在智能驾驶赛道还未进入决战时，大家都会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核心技术泄露。
“如果一些敏感IP被执行层面的技术专家带到竞争对手那里，会大大缩短研发周期，甚至有可能实现商用，这会对企业形成更大伤害。”罗军说，很多人想做智能汽车，但真正有经验的人非常紧缺。
不过从商业化程度看，智能驾驶赛道远比电池领域“安静”。新势力企业高层段辉对腾讯汽车分析称，从竞争壁垒看，不难理解宁德时代的做法，但从行业发展前景看，产业链其他企业也需要人才，普通工程师流动起来，才能带来希望。
“汽车设计和电池制造不同，前者可以探索技术规避，后者更像制药，电池材料探索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事情，尤其是电池配方一旦泄露，就会给企业带来致命打击。但配方等关键技术会有严密的加密措施，也不是所有人能掌握的。”段辉这样认为。
一位电池企业中层领导在非公开场合曾无奈表示，对竞业限制也要考虑员工个人的发展生存问题。“不可能挖几个研发人员就能把我们研发方向和战略都改变了。”
无论是电池还是智能电动车赛道，非风口行业人士看来今天的人才战太离谱，但站在时代和市场角度，似乎又合理。甲方乙方似乎正在“不约而同”的把事情往极端方向推进。
猎头徐静对腾讯汽车回忆称，企业在用非常离谱的高溢价招聘，算法、软件和自动驾驶人才薪水要求很高，没有预算就是预算。“有人在两个礼拜之内换了6家企业，用上一家企业offer抬高下一家企业offer价格。后来猎头圈和这6家车企把这人拉黑了。”
在“买卖”双方失衡的环境中，智能驾驶赛道从业者拥有了更高的议价空间，但反过来企业也会想尽办法钳制住付出高昂代价招来的人，竞业限制企业名单随之“野蛮生长”。
“入职时给你写20家，离职时可能是一百倍的2000家企业，现在一些新势力已经列了1000家企业。”罗军认为，双方的博弈正在把人才生态带入恶性循环，不过相比互联网行业，智能汽车赛道远未到“明着抢人，暗地害人”的热战阶段。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腾讯汽车，某大厂会给一批竞对公司内线打钱，之后有人单线跟“卧底”联络，提供照片、语音等证据，“这种东西就跟法律夫妻和事实夫妻的判定一样，法律诉讼中都会认”。
因为一套成熟的竞业与反竞业的“套路”存在，员工与企业、竞对关系公司间难免引起争端，“竞业限制纠纷”引发的法律诉讼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裁判文书网资料显示，从2014年起相关诉讼显著增加，到了2018年相关诉讼已达到324起，2019年有420起，2020年达到585起，2021年为388起。
曾在新造车企业担任自动驾驶副总裁的海林认为，目前行业属于恶性竞争阶段，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高薪挖人”，现在又衍生出被滥用的竞业协议，这种模式持续不了太长时间。
罗军则认为，任何一个行业热的时候都难以避免人才战，智能汽车正在重复房地产、互联网行业之前发生的事情，存在即合理，现在刚刚看到端倪。“互联网公司竞争中，有些企业赢在关键人身上，智能汽车赛道是资产和人才密集型产业，等真正决战时，企业愿意赔付违约金，掏钱抢占战略级人物。”
竞业协议是为了维护行业秩序而诞生，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又无法左右自身散发出的力量本身，反而成为破坏秩序的力量。
吉林大学青岛汽车研究院副院长顾国洪，曾在两家锂电池企业担任高管，他认为，“我们有必要对竞业禁止限制范围的合理性进行慎重和深入地思考。在竞业限制、科技创新、劳动者权益三者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当今社会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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