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了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措施，其中包括财政金融相关政策、稳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促消费和有效投资等。
一揽子稳经济措施披露之后，备受市场关注。而在知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看来，这次国常会所部署的一揽子措施中，有一个被外界忽视的重要信号——消费和投资的排序发生变化，促消费被置于投资之前，并且在投资的前面，还特别前缀了“有效”这一定语。
滕泰认为，这展现了决策层对于经济增长驱动力之变的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战略共识，而如何在具体的落地方法和执行力度上进行探索，将会是接下来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滕泰最新出版的《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一书中，他对一些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观念进行了厘清，其中关于“后基建时代稳增长还能靠投资吗?”的问题被置于首要位置。滕泰认为，在面对大分化格局之时，我们当下需要对于增长驱动力来源的进行重新的回答，对于消费驱动力位置的判断，也需要以更大更开放的举措来加以确认。
在新冠肺炎疫情压力持续的当下，如何稳住经济、为疫后经济发展储备能量成为当务之急。滕泰说，“疫情影响，到底哪里受伤最重?毫无疑问是居民消费和服务业。因此，我们当下亟需足够力度的政策来稳消费、稳服务业。反之，如果药用在其他地方，恐怕未来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结构上的扭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个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比如美国财政部推出了累计5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其中约2.93万亿美元是给美国民众直接发现金;韩国向基层家庭发放9.1万亿韩元的紧急灾难补助;不久前的中国香港疫情爆发之后，特区政府也作出了增拨70亿港元购买物资、向居民发放大额港元消费券的安排。
滕泰提出，我们当下不妨可以在2020年从中央到地方推出的一系列促消费举措基础之上，以更大的力度发放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券或是收入补贴，以提振消费重启内循环来帮助小微企业度过难关。
“我们还是应该信任市场的力量。让市场自发把资源流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提前规划。只有相信并顺应市场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稳住市场预期。”滕泰说。
【对话】
选项一：发放大规模的消费券
记者：针对目前特殊的市场状况，有人呼吁需要“震撼弹”级别的政策利好。目前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有什么选择?
滕泰：今年所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这些压力前所未有。
不过，从前期来看，我们应对这些下行压力的政策还偏传统;对消费促进的力度不够;要真正对冲这么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的话，一定要把重点放在稳消费上。为什么这么说?
以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数据为例，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3.3个百分点，消费对于GDP的贡献率为69.4%，这是需求侧;在另一面的供给侧，在当前的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已经成为了最大产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源，并且服务业对GDP贡献率呈现加速上升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2019年，服务业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上已经接近54%。
而在疫情防控压力之下，消费和服务业这两个地方受伤最重，我们的政策就需要对症下药;如果把这个药用在其他的地方，最后就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结构的扭曲。
从这个方面来，我个人认为最有效的政策是从收入端发力，发放大规模的收入补贴。我在《深度转型》一书前文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小镇上，人们都没生意做，年轻人也没有就业机会，怎么去启动这个小镇?这个时候突然从外面来了一个旅行者，他拿了一百块钱去住店，这个店家收到了一百块钱以后，拿着钱去买肉、买食品。食品公司收到一百块钱以后，又去交了孩子的学费，学校老师拿了钱以后又去买衣服……，这个小镇经济就循环起来了。
所以，只要消费起来、市场活跃了，这些中小微企业就保住了，因为大部分中小微企业都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反过来，消费不活跃、市场需求不行，即便给企业减负税，也还是保不住企业和就业。
所以从源头上来看，要重新激活中国经济，必须从消费入手。现在消费不行、需求低迷，我们的这些措施，就必须对症下药、把握重点。而且，规模力度要足够大，才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
记者：如果要有超常规的收入补贴，钱从哪里来?
滕泰：如果是大规模的消费券或者是消费补贴，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就是可以把过去几年用来稳投资的一部分钱，用来稳消费。我们过去可以花三、五万亿乃至是十几万亿去搞基建投资。为什么不能拿一两万亿来稳消费呢?
只要把我们花在投资上的一部分钱用在消费上，就会起到几倍的效果。现在据我们计算，一分消费券补贴可以产生五倍以上的乘数效应，而投资的乘数效应在很多地区已经低于1。
此外，还可以用些多种方法筹集资金。比如说除了传统的赤字、专项债之外，还可以考虑用国有企业分红或者是出售国有股权的方式来筹集的消费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是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记者：但也有认为，投资驱动的效果更为立竿见影。
滕泰：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投资所带来的的边际效应已经在逐年递减。目前中国已经走过了快速城镇化快速城镇化阶段，不论是住房投资还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是企业的厂房设备投资，都进入一个维护性投资阶段。
当然，过去我们还是比较依赖投资驱动，因为相比消费驱动，投资驱动更好计划、调动，也更好掌握，但钱发给老百姓，怎么花就老百姓说了算了，不如投资由政府掌控。但是，我们其实要想稳住市场经济，归根到底还是需要信任消费者和市场的力量。让市场自发把资源流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只相信政府的规划。只有顺应市场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稳住市场预期。
应该看到，当前已经不具备靠投资驱动经济的现实环境，继续扩张投资还可能带来更多亏损项目和政府债务，因此未来必然会转向消费驱动。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看到，在这次国常会上，把“促消费”战略性地放在投资前面，而且投资前面还加了定语，必须是有效投资。以稳消费、促消费为主要动力源来拉动经济，已经逐渐形成战略共识，只是说，未来在决心、力度、方法上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选项二：大幅度降息
记者：受到疫情影响，近期出台了一揽子货币宽松举措。如何看待政策效果?
滕泰：纵观全球，我们能够看到，自从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无论是欧洲、美国、日本都迅速大幅降息，甚至一些国家还降到零利率、负利率。可以看到，经济压力最大的时候，低利率是市场化经济体的标配。简单来看，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面对经济下行货币政策所采取的就两招，一个是降息，一个是量化宽松。
应该说，相比之下，中国近年来的利率变化并不算大，我们更多是选择了降息之外的其他精准举措。但是，在当前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货币政策可以选择一些超常规手段了。这些年来，政策工具箱中很多工具都发挥了作用，不过，我们还有一个最重大、也是最有效的工具几乎没有使用，那就是降息。
从经济学上来看，在任何国家，货币政策都是总量政策。总量政策就意味着主要管总量，要把流向和结构交给市场来解决。就好比说长江源头的水，如果你想把它引流到稻田里面，它必须得经过大河、小河最后才能到达田间地头。如果想把长江、黄河里的水绕过各种干流、支流、小河、渠道直接滴灌到田间地头，这是不现实的。
记者：美国近期出现的高通胀和美联储的加息应对措施，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滕泰：美国出现高通胀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是美联储连续十三年超发货币的滞后反应，我们判断，起码还需要三年以上的吸收。当然，还有供给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原材料供给的冲击、工资上涨的影响，又比如说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还有全球供应链的结构调整、俄乌战争等等，这些都是导致美国出现高通胀的原因。
在这么多层的影响下，美联储通过加息来收缩需求有一定的效用，但未必能如他们所期望那样快速降低通胀率。
但就中国经济影响来看，我们目前CPI在2%以下，并没有那么大的通胀压力，相反，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挑战。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制定应当从当下的现实出发，来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再一次提示当下降息的重要性。只有现在大幅降息稳增长，等到来年美国的高通胀发生全球传导效应之后，届时应对高通胀压力，我们的货币政策才拥有了加息的空间。
选项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应对失业率挑战
记者：近期失业率数据备受关注。中西方之间的失业率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分化，如何看待这种分化?
滕泰：失业率的变化，我们认为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当前这么高的失业率应该说是前所未有——失业率超过6%，青年人失业率超过18%。这样下去会带来很多经济之外的社会问题，所以必须得尽快改变这一局面。
目前来看，失业率上升的深层次原因，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年轻人、大学生毕业生越来越多，这也是数据能够直接显示的;第二就是疫情影响，就业机会出现了减少。第三点，可能也是为人们所容易忽略的一点，是我们的产业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之外，我们还面临着“工业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此前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制造业、服务业所吸纳。但最近几年来，由于技术进步加快，自动化控制程度上升，工业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那么剩余的工业劳动力靠什么来吸收?只能靠服务业来吸收。
从这个角度来说，重视农业没有错，重视制造业也没有错，这是国家实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标准。但从吸纳就业的角度来讲，未来真正能够吸纳就业的只有服务业。也正因此，大力发展服务业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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