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北京大学教授韩茂莉的新作《大地中国》与读者见面，这是她第一本写给大众的历史地理通识作品。韩茂莉师从学者史念海、侯仁之先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教学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在北大主讲的课程“中国历史地理”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
北大教授的地理课究竟讲了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历史地理学有些陌生，我们学过地理、历史，但两门学科往往是割裂的。常见的历史叙述多以时间为线索，空间在其中是架空状态。实际上，任何历史过程的展开、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人物的登场，都无法脱离具体的地理空间，而且历史的脉络往往能够在地理空间中找到更深层次的逻辑。韩茂莉看来，将一种学术语言转变为大众语言，这就是《大地中国》想要传递给读者的；我们总要说到过去的人与事，一切最终要落在大地上，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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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农历三、八赶集日，通州张家湾的大集一大早就热闹非凡，食品杂货、生活用品、花鸟鱼虫、古玩绿植应有尽有。来逛大集的并非都是附近乡村的老年人，自从疫后回暖，网红经济乍起，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集市中能见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市集并非随处都有，背后人与地理的互动，决定了市集的位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不是商业大国，农民们守着自家的田地，相对较为封闭。自家生产的产品，并不能维持每日交易的市场行为，于是隔段时间就有的定期集市在乡间蔚然成风。
人类的需求也刺激着地理，乡村集市基本上形成于交通便利之处，在交通方便之处本就存在着各种交易，邻近村庄有买卖需求的人也会来到此处，人口聚集也就有了商机，久而久之，村民、商人、游客、旅人在这个交通便利的场所定期交易，一个综合型的大集市就此形成了。赶集在中国历史悠久，集市并非天天有，集市也并非处处有，哪天开，开在哪，这种时间与空间的问题，就形成了与历史有关的地理问题。
中华文明为什么诞生于中原大地？为什么说关中地区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地理基础？为什么古代经济从北方移至南方？历史上，黄河下游为何发生多次重大改道？韩茂莉教授的《大地中国》就为此选取了二十六个核心问题，涉及农业文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社会人文等方方面面，以时间为纵轴，以地理空间为横轴，呈现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
《晏子春秋》提到，“橘逾淮为枳”，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中国南北的环境差异。在中国以淮河为界，南北的气候差异明显，淮河以北属暖温带，淮河以南属亚热带。南方的气候为农作物提供了更多的热量，可以说作为农业大国中国南方的地理优势非常明显，但是历史上，唐宋之前南方的农业技术远远落后于北方这又是为什么？
韩茂莉为我们道出缘由，农业生产是人类劳动、自然环境与农作物三位一体共同成就的结果，在这三者中，人类劳动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取向，而技术取向则来自人类的需求。在史书上我们能看到，南方长期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尽管这里气候条件适宜农作物生长，但是在人口有限，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几乎没有提高产量、增加收成的需求。
在古人的观念里，人是依土地为生的，人们除非发生重大事情，否则一般不会离开家乡。促成中国南方发展的，实际上是战乱，中国北方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推动着北方人南下逃生。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分别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人口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大量的粮食需求，这种需求直接刺激了南方的发展。
结合南方的地理环境，人们在江南地区促使农业生产技术有了重大改变。亚热带气候为南方土地提供了农作物复种的条件，使得一年内同一块土地上可种植的农作物不止播收一次，一年内多次种植就意味着能养活更多的人。而且，江南地区流行的稻麦复种轮作技术虽然始于江南，但关键的插秧技术却来自北方，正是北方技术的南移确定了南方农业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气候与农作物的三位一体作用下，使得南方逐渐成了中国的经济中心。
无独有偶，书中“岭南的瘴气与珠玑巷移民”一章中，也提到了北人南迁给岭南也就是现在的两广地区带来的发展。岭南地区大部分保持着南亚热带原生态的植被，森林茂密，树木遮天蔽日，各种动物繁多，潮湿的气候封闭的环境，使得大量动物、植物死掉后，就地腐烂逐渐形成弥漫的毒气，这严重阻碍了中原人口的移入。这一章内容分到了宋代的条目下，但细读文章，能发现即使是宋人对岭南的开发也极其有限，宋人也不得不调整这一地区的官员任用，当地知州的任期由定例的三年一任改为一年一任。在宋代人口达到一定密度的桂州、韶州、潮州、循州、连州、贺州等地，均处于翻越南岭进入两广的道路出口，与广州等海港城市的发展不同，这些地方有交通便利的优势，很多汉民到此即止，基于交通与中原的联系形成了城市、村落。这也为日后岭南地区的政治格局打下了基础，让人们了解为什么风景宜人的桂林能够长期成为岭南地区的首府。
历史决定思维深度，地理决定视野广度，只有理清地理问题，才能了解历史大事的成因与走向，开拓不一样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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