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投资，考验眼光和魄力。
近日，一则湖北省整合设立500亿元母基金的消息引发关注。具体而言，湖北整合的这500亿，由规模为100亿和400亿的两只母基金组成。
前者主要培育孵化高新技术领域中小企业，后者则主要承担湖北省级战略性重大产业项目招引和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任务。
引人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无意外，这将是今年迄今最大的母基金集群。”
据报道，这两只母基金将有望引导放大设立5000亿元的各类基金。而湖北大手笔投资的目的，正是“助力湖北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更值得观察的趋势是，成立母基金，出手动辄百亿，湖北已非个例。
从泉州交通发展产业母基金、上海百亿引导基金，到西安创新投资基金、成渝双城基金正式运营，再到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投资基金母基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少省市已纷纷入局。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已有京津冀、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福建、广东、浙江等多地的百亿母基金相继诞生;今年以来，全国又至少有15家百亿母基金设立。
各地为何争相做起了“投行”生意?
湖北的算盘
“井喷”之势下，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何为“母基金”?
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简称“母基金”。如果以我国首只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作为我国母基金发端的标志，母基金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有20年左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龙小燕等2021年撰文指出，除个别纯市场化母基金外，国内绝大多数母基金都是中国式母基金。“中国式母基金兼具资金配置与政策引导双重功能，指受中国各级政府和国有资本背景影响而管理的母基金。”
其中，“政府引导母基金”是主力。据其统计，政府引导母基金在中国母基金数量和规模占比约2/3，主要通过参股子基金、直投等方式，传导扩大落实政府引导方向，“政府政策引导性突出”。其下，又分多种类型。
图片来源：《中国式母基金的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建议》 数据来源：投中研究院2018年度政府引导基金调研问卷
从基金名称上看，湖北最新整合设立的500亿元母基金，似乎正是由各类型引导基金中，占比最大的两类基金组成——“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前者名为“长江创投母基金”，规模100亿元，主要培育孵化高新技术领域中小企业;后者名为“长江产投母基金”，规模400亿元，主要承担省级战略性重大产业项目招引和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任务。
作为两只母基金的整合者，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继去年12月湖北首批五家新组建省属国企揭牌成立后，于今年1月新组建的第二批省属国企改革企业之一，其定位为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运营主体和省级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管理主体。
作为湖北全省最大的产业投资集团，其动作背后透出的，正是湖北的一盘大棋。
从产业布局上看，两支母基金以推动湖北产业升级、培育创新动能、发展壮大产业为目标，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现代化工、生态环保、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开展投资。
长江产业集团相关负责人曾表示，通过市场化方式拓宽基金出资来源，母基金引导放大设立5000亿元各类基金，重点谋划推进新能源电池、数字产业、半导体产业链等一批省级战略基金。
同时，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为企业提供覆盖种子期、天使期、初创期、成长期直至IPO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湖北“专精特新”优质企业走向资本市场。
城市变“投行”
这一操作不算新鲜。
深圳是国内最早发展创投行业的城市之一。早在2003年，深圳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创业投资条例》，这也是国内首部创业投资地方性法规。其后，深圳又陆续出台了促进股权投资发展、促进创投业发展等多个专项政策。
这些利好政策推动了深创投、达晨创投、同创伟业、松禾资本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深圳本土风投创投机构涌现。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底，深圳登记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2349家，全国占比15.7%，位居全国第二;管理基金规模1.2万亿元，居全国第三。
其中，作为政府投资平台，深投控在2020年一举成为深圳首个步入世界500强的国企，也是深圳第8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这一跨越一时掀起热议。
深圳之外，另一个亮眼的“后起之秀”，则是合肥。
去年以来，被网友戏封为“赌城”的安徽合肥，以“最牛风投城市”的标签刷爆朋友圈。其中被人津津乐道的例子之一，就是合肥联手战略投资者引入蔚来汽车。
2019年蔚来亏损112亿元，资金链几近断裂。连订购的冲压线设备，都贱卖给竞争对手了。公司创始人李斌四处融资，但肯援手者寥寥;上海、北京、湖州等地虽有意合作，却也一波三折，有花无果。
直到2020年4月，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70亿元“接盘”，下注期待已久的新能源产业链。这让合肥获得了蔚来中国总部的落户;来自地方政府的支持，也穿透了蔚来的至暗时刻：
继美股市场融资15亿美元，蔚来接连获国内6家银行104亿元综合授信。蔚来美股股价从1.19美元飙至66.99美元，市值几度超过奔驰、宝马等传统汽车巨头。合肥“最牛风投机构”的名声随之打响。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上海交大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朱克江就曾指出，“合肥在政府投资方式上的尝试，是一种创新，这令合肥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一连串亮眼成效。”
而合肥政府出巨资建立基金平台，先后投资京东方，押注半导体，接盘科大讯飞，引入蔚来、大众，投资维信诺......在投资界，这种以政府基金为主导、以产业招商为先导的新投资方式，甚至直接被称为了“合肥模式”。
“井喷”与反思
创投不仅带动合肥“出圈”，还为当地培育出三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城市“风投”话题之下，更多地方也愈发注意到政府投资的重要意义。
《2019中国母基金发展白皮书》显示，截至2019年底，政府引导基金总共成立了2057支，总规模超过11.57万亿;2019年一年的增量，达到121支。
另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京津冀、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福建、广东、浙江等多地的百亿母基金相继诞生;今年以来，全国又至少有15家百亿母基金设立。
而各地设立母基金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倾向以某个或多个产业为重点扶持对象。
例如3月24日，首期规模50亿元的中信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业基金，简称“中信杭州科创母基金”宣布将被设立。杭州这支母基金，就将“主要投向先进制造、先进材料、生命健康、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信息软件、集成电路等战略新兴产业”。
再往前，去年12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基金设立，总规模100亿元。成渝这只母基金同样也明确“将围绕国家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扶持产业发展方向投资布局，着力培育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型显示、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大健康等产业”。
时间进入“十四五”，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要“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
在此背景下，各地母基金“井喷”，新赛道争夺的意味不言自明：用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布局新兴产业集群，下好一盘漂亮的“先手棋”。
其背后逻辑是明确的：要发展一个产业，就需要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而只有创业投资行业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为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2019年，《金融时报》一篇财经时评就指出，“企业成长路径必定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在初创企业中，最适合其发展的金融支持方式就是直接投融资方式。初创企业大多遵循着从天使投资到创投风投、私募股权，再到资本市场的成长路径。”
这一方式的效果，深圳已经“打过样”。当地创投行业的蓬勃发展，成为深圳高科技行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当地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茁壮成长。截至2021年9月，深圳经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169家，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第4位。
但另一方面，警钟也在长鸣。
一是“扎堆”风险。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各级政府引导基金都把引导目标锁定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各地发展目标出现“千城一面”的景象，“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趋于饱和、投资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二是如何考核、投后管理、资本退出等问题逐渐显现。一些地方已尝试破题：去年10月，《深圳经济特区创业投资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布。深圳此次的修订，聚焦的就是创投行业基金募集、基金投融、投后管理、资本退出等难点问题。
三是实操过程中的“度”如何把握。
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掌舵人、中科院创投董事长吴乐斌曾表示，地方政府引导成立百亿母基金来推动科技创新的初衷和愿望值得肯定，但应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时时追问初心：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了吗?如何避免形式主义和本位主义?
原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此前也强调：“政府引导基金要牢记使命，不忘初衷，任务是引导市场，而不干预市场，要雪中送炭。”
正因如此，当下百亿母基金越是“遍地开花”，各地或许更需要“冷静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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