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经济增长与高廉政风险这一“双高”现象，体现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发展失衡。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GDP指标保持了世界范围内绝对领先的高速增长;与之相对，无论是以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基于主观认知的腐败指数来衡量(徐静，2012)，还是以历年惩处的腐败数量(倪星、王立京，2003)、收集的腐败案例(公婷、吴木銮，2012;刘启君，2013)、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胡鞍钢，2002)等客观数据来测量，我国都属于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腐败程度是描述制度化广度和深度的一个典型指标，也是政治发展水平的一项表征，腐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现代化进程有关。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不同，腐败的表现形式、严重程度、形成机理也不尽相同，我国是国家主导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深刻分析政府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是揭示腐败现象形成机理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学界已经对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然而对于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Mauro，1995;Mo，2001;Aidt，2009; Bentzen，2012)，事实证明腐败到底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要从具体的制度情境中去寻找答案，即腐败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存在“制度依赖”的。与中国的“双高”现象类似，许多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也经历着高度腐败的情况，被称作“东亚悖论”(the East Asian paradox)(Vial & Hanoteau，2010; Wedeman，2012;Dong & Torgler，2013)。这些东(南)亚国家在制度环境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强有力的中央威权政府、跨越式的现代化进程、有隐患的结构性缺陷，却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腐败下的高经济增长。对于东亚悖论的研究普遍的解释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强力集权政府治理下，有组织的、集中的腐败可以使腐败的社会成本内生化，从而使其负面效应降到最小，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殊模式(Campos，2001;Rock & Bonnett，2004)。东亚悖论的形成说明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腐败能够与经济增长并存发展。中国作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典型代表，“东亚悖论”的解释对我国的“双高”现象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除了这些共性，中国能够在腐败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保持三十多年的持续经济高速增长，显然还有其更为独特的原因使然。许多学者将对中国的研究聚焦到了改革对腐败的影响以及经济转轨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在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运用垄断性权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企业则必须通过贿赂来提升经济效率(Shleifer & Vishny，1994)，形成政企“关系”嵌入腐败行为的交易型腐败(Wedeman，2012);也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地方政府领导任职的稳定性可以提升腐败的可预期性，从而减少腐败对于企业经济效率的阻碍(Zhu & Zhang，2017)。部分学者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确实表明了改革初期腐败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正向作用，经济增长为腐败提供了更多机会(吴一平、芮萌，2010;倪星、原超，2014)。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学者关注到了中国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对腐败滋生的影响。财政分权理论被广泛用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框架下(Montinola et al.，1995;Weingast，2009)，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是激发地方经济发展动力的组合因子，财政分权以及相配套的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实际的权力并能够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但财政分权并不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相对应的政治相对集权为政令的上通下达提供了保证。也有研究关注到，尽管分税制改革之后，税收政策开始向有利于中央的方向调整，但却并没有动摇地方政府的增长取向，而是改变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具体方式(陈志勇、陈莉莉，2011)，地方政府为了避免税基流失，不得不参与到“竞次”式的投资争夺中(陶然、陆曦、苏福兵等，2009)。长期的“竞次”式发展会带来许多诸如基本公共服务被忽略以及腐败等问题，财政分权在激励经济增长的同时恶化了腐败问题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结论支持(吴一平，2008)，可能原因是随着分权化和市场化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转换、公共部门管理、政治制度的改革越来越滞后于前者的发展所致(杨春学，2011)。“晋升锦标赛”是另一个解释我国发展失衡问题的理论框架(周黎安，2007)，该模型从官员作为政治参与者寻求晋升竞争中的相对位次角度出发，解释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回应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和发展失衡的问题。锦标赛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更加关注政府内部激励机制的作用，公共部门多任务下的委托-代理机制特点，使其对代理人的激励更多的基于可测度的指标(Holmstrom & Milgrom，1991)，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经济指标相比政治指标或社会指标更容易测度，则经济增长与腐败治理及社会发展的失衡也就在所难免。而从官僚体制激励机制出发对官员腐败的另一种解读是，在理性统治者主导的以经济效率为目的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腐败可能是“为保持官僚体系内部效率而以旧体制中特权的替代物形式出现的信息租金”，亦或是“私人部门在获取信息效率的优势下对旧体制中资源配置扭曲的自发纠正”(张延人、顾江，2001)。

概括而言，分权、竞争与激励是当下增长与腐败并存问题研究的主流，政府也被认为应对发展失衡负有重要责任。但财政分权、晋升锦标赛等理论是否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尚存在争议，更无法形成解释经济高速增长与腐败高发问题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学界对于腐败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汗牛充栋，但鲜少研究二者在产生机制上是否有共同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权力结构还是政府偏好、激励机制，都内生于一国的制度安排(Cai & Treisman，2006)，在制度变迁速率加快的背景下，任何发展的失衡必然是发展阶段型失衡与政府责任型失衡的混合形态(吕炜、王伟同，2008)，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与政府行为应是共同作用着经济增长与腐败局面。

基于已有的对经济增长与腐败的横向比较的基础，我们从由表至里的纵向延伸上去理解和解释“双高现象”，即一国的国情特征是执政效果的体现，国情层面的高经济增长体现出政府主导经济建设的高执政能力，而严重的腐败也源于政治行政系统中存在的高廉政风险。中国政府尤其是承担具体经济增长任务的地方政府，近二十多年来表现出主导经济建设的高执政能力，能够迅速获得决策制定所需的合法性、政策推进所需的权威、项目实施所需的财力和绩效凸显所需的效率。腐败的高发更需要从制度层面寻找根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制度不断健全、法律和监管不断完善的发展进程，党和政府打击腐败的力度也从未势弱，然而各方事实均显示腐败现象并没有显著减少，特别是在地方政府的“一把手”群体和某些要害职能部门、资源建设部门中呈现出易发、多发的态势，地方政府权力系统中存在高廉政风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又基于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腐败发生，大量地方政府是最主要主体这一事实，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治理行为逻辑的中观角度，勾画一个以土地公有制为制度基础、以财政分权为代表性的财税体制为软激励、以经济增长管理体系为硬约束的地方政府经营模型，并通过地方政府的经营化治理带来的治理逻辑、权力结构变化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解释地方政府致力经济增长的运作过程以及高廉政风险的产生机制。由于省级政府处于中央和地方的中间状态，有明显区别于市、县、乡等政府层级的特征，因此本文所指的地方政府，是不包括省政府在内的市、县、乡三级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