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获得了经济增长的瞩目成绩，人们在探讨我国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余，也关注到了经济高增长背后腐败现象严重这一政治发展不均衡现象。相比经济社会发展对廉洁政治提出的更高要求，腐败的控制却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近些年来更是频频出现诸如系统性腐败、家庭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腐败现象，腐败形势朝向集团化、部门化的深化方向发展，可谓存在着越来越高的廉政风险。廉政风险预示着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高廉政风险意味着制度性因素成为成为廉政风险的重要诱因。高经济增长与高廉政风险并存这一“双高”现象，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极其引人关注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我国“双高”这一发展失衡现象?诺思已经系统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亨廷顿将腐败作为衡量政治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揭示了制度是联系经济增长与腐败关联的关键因素。我们在充分认同相关文献对这一现象所进行的制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还应关注导致这一现象的制度的产生机制以及其对政府治理逻辑、行为逻辑的影响。本研究以地方政府为研究视角，通过基于土地公有制的地方政府经营化治理模式研究探求“双高”现象的共同制度基础，探索地方政府基于土地的经营化开发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是如何诱发政治领域的高廉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