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杰：中国大力推广实施乡村现代化，至少能为未来提供逾200万亿的天量市场，这是不可忽略历史机遇和最佳发展路径，也是不受制于人的最大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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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今年一月下旬，笔者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中国乡村现代化“新三论”的第一篇中曾指出：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未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在没有农民收入现代化情况下，能实现全民的财富现代化。中国的任何现代化进程，绕不开乡村的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提出当今中国乡村的空心化、贫穷化和边缘化，恰恰为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发展的潜力。

中国的乡村现代化，为什么能扛起再造下一个中国现代化的重任?乡村现代化，为什么能成为今后中国走向发达国家的最大基石和底牌，其中的逻辑何在?不久前，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的一个小小的通知，也许为我们揭示乡村现代化可能为中国带来的巨大的能量，打开一个新的天窗。

根据中国住建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农村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国将在“尊重农民安居需求和农房建设实际的基础上”，通过试点，“建设一批功能现代、风貌乡土、成本经济、结构安全、绿色环保的宜居型示范农房”，以此来推动中国农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特别有意思的，还是该通知提出了具体的任务目标。这就是在今年建成一批示范农房的基础上，到2022年全国试点经验得到推广应用，农房建设管理体制初步健全，到2035年，中国农村将达到“农房建设普遍有管理，农民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普遍改善，农民基本住上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宜居型农房。”时间上推算一下，这正好和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对标。

这份“主动公开”的通知，对长期以来城乡整体给人印象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业内人士会有不同的解读。想象力丰富的人会直言不讳“这是中国的第二波房地产运动”;就是再理性的四平八稳点评，也不可否认这个“试探气球”，表明在中国的顶层设计中，在城市化大潮下日益空心化、贫穷化和边缘化的中国乡村，尤其是农村的房地产和整体的风貌，正在成为下一步“发展和改革的目标”。此大幕的拉开，为未来中国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那么，要在2035年使中国的农民基本都住上“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宜居型农房”，这次“中国第二波房地产”(农村房市)，究竟能为未来中国撑起多大的经济发展的空间呢?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17年7月发表的歌颂中共十八大发展成就的的系列文章， 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其中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5.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从2012年至2016年实现年均增长5.4%(城镇为2.7%)。以此类推，到2018年底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应该在50平方米以上。这里，我们就把人均50平方米作为官方认可的中国农村居民的住房水平，并以此来推算中国的农房现代化改造的经济大帐。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2017年年度统计公报，在2017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008万人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这就是说，农村的户籍人口率为57.65%，全国的农村户籍人口为8亿(80138.112万人)。

根据官方公布的农村居民人均住房50平方米的水平，到2017年末，全国农村居民总的住房建筑面积应该达到400亿平方米。但现实中，中国农村总的居民住房总量究竟有多少?除此之外，乡村现有存量住房中，又有多少需要推倒重建成功能现代、结构安全和绿色环保新型现代的宜居型农房呢?

据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不久前公布的2017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在中国大陆244.9万个村庄中，7.56亿的户籍人口共实有246.2亿平方米的住宅(人均32.6平方米)。以此推算，8亿农村居民260.8亿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住房。如果乐观估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住房达标“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宜居型农房”，那么还有三分之二现有农民住房(约为174亿平方米)需要更新重建。

此外，要达到人均50平方米农村居民居住水平，现有的农村存量住房和400亿平方米总量还有巨大的落差，还需要新建139.2亿平方米的住房来填补。它和上述需要更新重建的174亿平方米的总量相加，就意味着在未来15年里，中国农村共需要改造新建313亿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农村住房。

中国农村的居民住房和城市房地产不同，绝大多数都是自建房，没有高额的政府土地出让金和开发商的利润，基本为投入的成本。如果按照住建部推出的功能现代、结构安全、绿色环保的宜居型农房标准，估算下来，从土建到住房完工(包括简单装修)，新建的农民住房每平方米投入的成本价值在2000元左右。313亿平方米农民住房的改造新建，可直接带来62.6万亿元的民间投入。

除此之外，房地产的发展，还将对其他产业(从钢铁建材、家庭装潢到电器设备、交通物流和商业服务等等)带来高强度的拉动。以学界常用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模型(既每100元的住宅可带动130元—150元的其他消费)为参考，综合考虑中国农村住房以价值计算和消费力相对较弱的现实，我们把这个拉动系数设定为100:120，就可发现62.6万亿的农村新建现代宜居型的住房建设，还可带来75.12亿元的GDP增长。两者相加，仅新建达标的新型宜居型农民住房一项，就可为未来15年带来137.72万亿元的GDP增长。

乡村现代化，除了农民住房的宜居型改造新建外，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生活、经营和商业用房的改造扩建，以及新兴产业和城市转移而来的各种其他产业的工业用房，保守估计的话，这方面房地产及所带动的产业，也会在40万亿元以上。把它和新建改造新型宜居型农民住房所可能带来的137.72万亿元相加，乡村建房上两者的15年的投入，就需要177.32万亿元。这年均11.82万亿元的投入，相当于2017年全国GDP(827122亿元)14.3%。试想一下，在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还有什么能比乡村住房和产业用房现代化上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了吗?

以上，还是乡村现代化在住房和产业用房上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城市现代化相比，仅就“硬件”投入上，乡村现代化建设在村镇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水电气等市政公用建设、环境绿化及污水处理等环保等等方面，也有每年十多万亿元投入的巨大发展空间。

这里，我们不妨做个设想，如果全国的乡镇和村庄都能达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等方面的水平，这方面的乡村现代化又将提供多大的建设发展空间。

根据2017年的中国住建部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当年有661个城市和1526个县城，城区人口加上城区暂住人口一共有49139.8万人(分别为40975.7万人和8164.万的人);其中建成区面积56225.4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55155.5平方公里(总的城区面积为198357.2平方公里，)。而中国大陆分别有1.81万个建制镇及392.6万公顷(39260平方公里)建制区面积，以及533017个行政村(自然村为2448785个)及村庄现状用地面积1392.2万公顷(只有2016年数据，相当于139220万平方公里)。乡镇和村庄分别有户籍人口1.55亿人和7.56亿人，合计为9.11亿人，建制区面积和村庄用地面积合计为178480平方公里。

这就是说，中国大陆农村的1.81万个镇加上244.9万个自然村(53.3万个行政村)，和中国661个城市加上1526个县城相比，两者之间人口之比是1.86比1(9.11亿人：4.9亿人)，实际用地面积之比是3.17比1(178480平方公里：56225.4平方公里)。

如果中国大陆的乡镇和村庄这一级，在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建设等方面的投入，都相当于城市和县城的水平，那么，会有多大的空间发展投入空间呢?

这里，我们不就具体的事项(如用水燃气普及率、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道路面积和公园绿地面积等等)一个个算细账，仅就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账，以人均的方法来进行城市和乡镇村庄的比较。

根据中国住建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大陆661个城市和1526个县城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9327.6亿元。如皋城乡发展水平同步，按照上述的城市和乡镇村庄1.86比1的人口比例，当年中国大陆乡镇村庄这方面的年均投入应该在35949.3亿元。而实际情况是，根据住建部的统计数据，中国建制镇一级的市政公用设施投入只有1867亿元(18668895万元)，村庄一级市政公用设施方面的投入只有2529亿元(25294572万元)。这两者相加，也只有4396亿元，仅仅相当于中国城市这方面人均投入的12%稍多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以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来推算，中国乡村镇和村这两级的市政公用设施投入，还必须补上31553.336亿元，相当于2017年全国GDP(827122亿元)的3.8%。

以上，还是推算在中国乡村既有“硬件建设”(乡村住房、产业用房和基本建设、市政公用设施等)的现代化建设改造上，可为中国未来发展所可提供的巨大空间。仅上述各项年均贡献率相加，就已相当于2017年的全国GDP 18.1%。

除了现有的存量资产的现代化改造外，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发展，势必还将带来新的增量的发展。首先是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国家战略下可能带来的城乡融合型新兴事业的发展，其次是移动互联网信息时代大背景下城市产业的“上山下乡”等。

自从中共十九大正式把“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重要一环后，一年多以来这方面的推进尤其是创新并未见到大的建树。这不是说这方面难以有大的作为，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传统三农治理模式的惯性思维，使这方面的创新受到了大大制衡。早在一年前，笔者就在FT中文网上发文《乡村振兴，希望在城市中产阶级》呼吁，政府应在顶层政策设计上打破门槛，开辟城市退休人群到乡村实现田园养老的“阳关大道”。根据测算，七八千万城市养老人群在乡村田园养老，仅在养老住房建设改造上的投入就将达到11.6万亿元(以10年周期计算，年均也可达到1.16万亿元).此外，这七八千万养老人群和伴随而来的2000多万养老及其他服务业产业链上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回归，中国乡村新增的上亿人口的回归，每年也可为农村新增1. 8万亿元的消费市场。乡村田园养老一项，每年就可为中国乡村带来近3万亿元(2.96万亿元)的产业发展，仅此就相当于2017年全国GDP(827122亿元)约3.6%。如果把城乡融合其他方面可能带来的乡村经济增长考虑进去，城乡融合一体化每年贡献全国GDP的5%并不是梦想。

而移动互联网信息时代新兴产业的“上山下乡”，以及传统城市产业向乡村的转移，更会因为营商成本(如住房、产业用地和建房以及劳动力价格等)的大幅下降，信息时代远程办公生产的便利(如互联网+乡村振兴所带来的乡村电商平台、远程控制智慧产业和智能化植物工厂，特别是互联网带来的创业、工作和生活的乡村回归等)，以及数以亿计乡村劳动力和消费人口的增加，都将使这方面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产生突飞猛进式的跳跃巨变。

以上，还是我们所能看见的“硬件”方面的乡村现代化，可能为中国在今后15年走向现代化发达国家所可能带来的发展空间。而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也绝对不止这些方面，还有大量的“软件”建设需要政府和社会巨大的投入和建设。比如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文化体育等方面，中国在乡村这些方面的投入，都远远低于城市的同类水平。

仅以城乡基本医疗卫生为例，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在中国每年卫生总费用只占GDP4.5%～5%低水平下，卫生总费用在城乡间的分布也极为不均衡。2003～2012年的城市卫生总费用增长近4倍(从4，150.32亿元上升至21，065.69亿元)，而同期农村卫生总费用只增长约2.8倍(从2，433.78亿元上升至6，781.15亿元)。城市和农村卫生总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之比，也从55.6%比44.4%，大幅扭曲到67.2%比32.8%(城市占比最高的2007年曾达到了77.5%)。在2012年，中国城市的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2.81倍，人均保健支出也是农村人均2倍以上(本段数据引自刘一欧“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对比研究” )。可以说，在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发展中，仅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一项，每年的投入也需要增加数以万亿元。

综上所述，中国要在今后15年的时间里大刀阔斧的推广实施乡村现代化，至少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200万亿元以上的天量市场。那怕由于种种原因，实施和完成的力度打个对折，核算下来每年也可为GDP的增长至少提供7-8%的基量。这对渴求以发展创新来重新激活迟缓的经济增长、对抗中美贸易战等所可能带来的“贸易衰退负能量”的中国来说，可谓是不可忽略的历史机遇和最佳的发展路径，也是不受制于人的最大底牌。

当然，这200多万亿元的中国乡村现代化市场所需要的天量投入，绝大多数不可能来自于政府的公共财政，主要还是依靠社会各方的市场化资本投入。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破除城乡二元化体系政策法规体系下所设置的各种门槛，让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以及各种市场要素，能在市场的驱使和利诱下扛起打造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担。

同时，这也并不表示政府在乡村现代化的建设中可以“降费减负”。恰恰相反，只有中国各级政府在乡村现代化的建设投入中，拿出数倍于以往的财力物力人力，在中国城市化大潮被边缘化、空心化和贫穷化的中国乡村，才有真正扛起再造中国下一个现代化的可能。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公共财政投入的倍增，并不代表在中国政府总的财政盘子中需要同步增加相应的财政投入。可以通过优化财政投入的结构，缓解公共财政方面的政府压力。在中国政府“稳增长”的惯性思维中，“铁公基”一直是主旋律，甚至当这些基建设施投入的效益因为过度饱和有效性为负时，为了保增长保就业等也在所不惜。而乡村现代化的建设，则为政府投入的高效创新和有的放矢，无疑是开启了新的“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