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的5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开的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意见里提出了要去走城乡融合的发展之路，向改革要动力，加快的建立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健全和多元化的投入保障机制，要增加对其农业及农村的基础设施上的建设和投入，去加快城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去推动人才、土地，以及资本等等要素在城乡间里的双向流动。

如此看来，通过靠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以此去解决既有的城乡的二元体制区隔而所造成的发展上的差距，而之中的改革，它也是基础于城镇化，以及工业化之于的城市方面的快速性发展，而在相比较之下的乡村的滞后性方面而言的。在事实上，对于这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及乡村它本身的讨论，它在主流的叙事话语之中往往还蕴含着城市中的霸权思维，而不得以不承认的就是：城市里的虹吸效应却始终存在着。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之中，各个方面上的成本优势，使得这乡村很难以在唯GDP论的语境之中望其项背，这就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到了“城乡统筹”然后再到“城乡融合”其中所折射到的是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发展观念上的渐变，然而在这个渐变的过程当中，这对于乡村上而言，其中社会的主体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与丰富的，这也将决定了乡村的社会治理应该向何处而去。

一、谁主乡村?

明清以降，直至到国民党所掌权的中华民国这一时期，国家方面对于乡村上的社会控制。其主要还是去基于“皇权(国权)不下县”的这一理念，这其中绅权代为皇权，或者国权在最基础层的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即便是在抗日战争的时期国民党治理下，它也曾短暂地去施行过一段保甲制，社会方面的控制上的加强，但在整体上而言，国家的权力对于这基层的社会上控制，这还真是有所而保留的。

费孝通、吴晗等等先生合作著了《皇权与绅权》这本书，在这一书中阐述了一个事实。是什么呢?皇权上的加强和绅权上的没落。史靖也在《绅权的继替》这一文书中更加突出了这一点，社会的剧变只得使绅权制度再无以为继，代际传承的中断，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直接治理乡村方面的政治代理人和主体上的缺位。

伴随着国家与城市上的现代化方面而来的是什么?乡村方面的宗族社会会变得日渐式微，这也就使得“土豪劣绅”，其对乡村治理上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挑战，“打土豪分田地”也直接的瓦解了乡绅向的政治上的权威与经济上的基础，其后也是更有研究者们认为：这正是绅权继替中断了，它的中断而造成了乡村的衰落。

自从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出现，这对于中土而形成了冲击以来，乡村振兴的运动，或者说是对于振兴乡村的愿望也从未中断过，或者以改革上的推动，或者是输出革命，以此再去造乡村。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无论是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其主要意都是在通过了教化新民而以进行改造其乡村、振兴其乡村，而费孝通等等这些人则是寄期望于以工业的经济来去激发乡村的活力。

不过，直到了改革的开放之后，政策的鼓励，以及那些民众上的致富及热情使得那些乡镇企业而大规模的出现，这也是被学界上所描述为是一种历史上的城乡差距方便最小的一段黄金的岁月。在其后，城镇化的进程在加快，园区的经济也迅猛的发展，土地的经济也日益的成为国民经济上的重要角色，城市也承载着许许多多诸多国人心中的梦想与其对于心中美好生活方面的想象。

在这相比之下，受限于那些城乡二元体制机制方面上的约束，乡村上的发展既然是得不到和城市上同等权利方面的政策与支持，农村方面单一的有限的农业上的效益也是难以在企以及城市上的工商业方面的价值输出，同时在中国的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城市，其所接纳的自国际的，劳动方面密集型的产业也是吸附了大量的从农地之上而解放出来的那些劳动力。乡村方面的衰败是起始于乡村的人口方面的空心化，以及产业单一化。

以上，都是些从人口和产业方面的维度也叙述了乡村的衰败，以及那些乡村振兴而产生的背景。在这其中，无可置疑方面的是，无论是以旧时代来作为权力的代理人的：乡绅，还是那以新时代乡村的文化上的精英，或者财富的精英，乃至此于在这历史上的某一时期的拥有者，救世主这情结的外来的那些知识分子，其所呈现的出来的那些特征：这是人才的兴乡、精英的治理的好思维。

在与此的同时，其背后的所不可容忍忽视的一个真事实上，伴随着那些建国以来的人民公社、乡镇府，以及村两委等等基层政权方面的构建，国家也无需再去借助士绅了，这就可以去直接的实现对此基层上的有效果的控制。

这就譬如，传统上的乡村社会组织，其实就是一个以家族方面为主导，或者由两到三个家族的共同来承担社会的治理责任，以及义务，但是在这今天的“扫黑除恶”，深入的到了基层的村庄社会之后，这使得由一到两个家族的掌控村庄，其公共资源的分配也可能性的被大幅度缩减，所以取而代之的却是表现了为国家的在场政权机关与组织。

二、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今天我们来看，乡村振兴本是作为了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施政措施上而来的。早就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贵州调研的时候就强调了，一定要促进那城乡要素配置的合理化、基本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础设施的联通化、产业发展的融合化、居民收入的均衡化。

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提出也是利在乡村，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乡村的那些要素配置、基本的公共服务、基础的设施、产业的发展，以及居民的收入等等相比较于城市的不充分、不到位，以及不均衡，所以呢，首先就是要去建立健全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的机制与政策的体系，以此来去促进各类的要素在这城乡之间自由的流动，并且有更多向的乡村流动。

在中国的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及教授刘守英，他看来，城乡融合是存在三条的主线：一就是去赋予乡村业态上发展的制度上的环境，打开了农村大门，让乡村要汇聚了人力、土地、资本，以及技术等等各项的要素;二就是政府要在乡村里需要去投入一些诸如教育、养老，以及医疗等等公共品，实现了城乡上的平等，要享受那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三就是城市要打开城门，保障那些进城的农民群体，他们的教育、居住，以及就业等等权利。

如此看来，基础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软硬件方面的均等化，在有民意的基础与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之下，城乡的资源流动方面的频率也将会不断的得到强化，而这之于乡村方面而言，其中所容纳的到底是什么?是更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其中也既包括了原住民，比如那些留守的群体，间歇的往返于那城乡之间方面的流动人口，以及那些返乡创业，以及置业的那些高学历的人群等等，当然这也包括了携带那些外来的资本去进驻了村庄的那些企业的主体与个体。

譬如所见，《意见》里也提出了要建立工商的资本入乡的促进机制，去探索在政府的引导之下工商的资本和村集体方面合作的共赢模式。可事实上，早年间的民宿行业在火热的时候，大量的民间资本，以及有那一些北上广深里的精英们就已经通过了和村民之间合作的形式来进驻村庄里建立基业，他们也把这情怀安置在那山也高地也远之间，他们也掘金在于村落，他们也把他乡称作为故乡。

其实，今天也就是如此，尤其是那一些主题性非常强的民族，以及民俗的村落，及以那些文化旅游的产业与商业为经济的支撑的那些村镇，具有代表性的就如东部地区的那个乌镇、古北水镇，以及景德镇的陶溪川，以及那西部地区的袁家村、马嵬驿等等，其中经营性的群体的外部的特征也已经非常的明显，远远的超出了那些省域的范围，甚至上还囊括了那些全国，乃至于全球的范围内的人才和资本。

尤其是说这些外来的资本和人才方面的进入对于那些乡村的社会治理也赋予了很多甚至更多的想象。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乡创业，或者服务方面的人员构成，其实是与一百年前的衣锦还乡的那些士绅便事很有许多些相似之处的，在今天的乡村治理的那些过程之中，学界里也有不少的研究者们也来呼吁那些社会精英们的回归，去通过那些新的观念，以及理念，从而以期带动那乡村的发展与振兴，这也当然是在基于乡村的能人来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方面的现实上的诉求，而且这其中也是不乏这一大方面的那些成功案例。

而且，在国家的行政体制与大的社会治理的体系之中，大学生村官的群体、乡村的教师、乡村的医生、涉农科研的人员以及那些下乡去扶贫的干部群体等等也在那制度的层面上被赋予以支持予鼓励，近些年来共青团中央也更是下发了那些类似的相关性的文件，以此来鼓励青年群体们在乡村里建功和立业。

如果这说旧的时代的士绅阶层也有着落叶归根的那传统，那么在今天所谈论“乡愁”的这人群也又何尝不是那时对着乡村思念而不忘?这其中也既有打着乡村而进来，又辗转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的农一代、农二代，以及农三代们，当然了，也有那些随着城市里人才们入乡的机制，这些机智逐步的去建立以后，入乡的加入农村的集体经济的组织创业和兴业的那些城市人才。

如此，在这一个理想上的主体的多元化的这种乡村社会，其中所带来的也是复杂化的，不再是那些简单化一的，除了在意识的形态上，而强化农村的基层的，党组织的那些领导的作用之外，这关于复杂的村庄社会的一些治理几乎是无经验可循，这可能的路径是什么呢?这便是建立于契约的基础之上的那个共治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