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文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曾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实读书，何尝不是“应时而读，因事而读”？即将过去的2022年，是国际“世变甚亟”、国家“事变亦亟”的一年：2月，普京的俄军进入乌克兰，引发了俄乌热战及欧美与俄罗斯的加剧“冷战”；12月，国家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控”，封控政策遽然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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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一尾，其始也，令人倍感忧心；其终也，则使人心存震荡。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巨变，在这一年的阅读生活中，也有着窥斑知豹、洞幽烛微的体现。
一
英国医学史学家、记者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Honigsbaum）在《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一书中，讲述了病毒和其他传染性病原体的科学进步，反而使医学研究人员对潜伏的流行病“视而不见”的“悖谬故事”。
《白居易传: 人间要好诗》
赵瑜 /著
作家出版社
2021年5月
霍尼斯鲍姆指出，自从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和法国细菌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在19世纪80年代开创了疾病的“细菌理论”以来，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一直梦想着击败传染病的微生物。然而，医学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寄生虫学、动物学以及分子生物学往往被发现存在不足。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微生物在不断突变和进化，超过了我们跟上它们不断变化的基因和传播模式的能力，也是因为医学研究人员成为特定范式和疾病成因理论的囚徒，对已知和未知病原体构成的威胁视而不见。
有些有先见之明的医学研究人员，对人类与微生物的复杂相互作用采取更微妙的观点。例如，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勒内·杜博斯对流行的医学的傲慢发出了警告。他把人类比作“巫师的学徒”，认为医学科学已经启动了“潜在的破坏性力量”，有一天可能会篡夺医学乌托邦的梦想。杜博斯认为，完全摆脱疾病是一种“海市蜃楼”，“在某些不可预知的时间和方式，大自然会反击”。
霍尼斯鲍姆在该书中也讨论了环境、社会和文化因素在疾病流行和出现模式变化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强调，大多数疾病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生态平衡的干扰或病原体习惯居住的环境的改变。同时，社会和文化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在2016年发表的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告中承认，传染病的潜在发病率似乎在上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城市化和全球化似乎是关键因素。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特大城市，大量人口集中在拥挤且往往不卫生的空间里，为新型病原体的放大和传播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而由国际旅行和商业推动的全球互联互通，意味着一种新出现的病毒，可以在72小时内降落在全球任何国家或大陆。另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则是快速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对牛奶和动物蛋白的需求不断增长，这对以前偏远的动物栖息地造成了压力，而冠状病毒等病原体就栖息在那里。
很多研究者多年来一直在警告畜牧业革命会带来不可预料的生态后果。他们认为，疾病出现的风险“在热带森林地区较高，哺乳动物生物多样性较高，并且正在经历与农业实践相关的人为土地利用变化”。换句话说，允许人们在栖息着各种哺乳动物物种的森林边缘耕作，或深入同一森林寻找木材和丛林肉，会给大流行事件的出现带来明显的风险。
传染病是生态网络的一部分，而生态网络本身受到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正如杜博斯1958年所说，“微生物疾病是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杜博斯建议，科学家有责任“避免智力的骄傲，警惕对自己所知的广度和深度的任何幻想或伪装”。杜博斯建议医学研究人员培养对意外事件的警惕性，认识到即使是对生态平衡的微小干扰也可能导致许多令人惊讶的后果。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杜博斯越来越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强调“地球与人类的共生关系”。
《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
[英]马克·霍尼斯鲍姆 /著
谷晓阳 李曈 /译
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300788)社
2020年5月
霍尼斯鲍姆强调，回顾过去一个世纪中爆发的大流行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还会有新的瘟疫和新的大流行。这不是如果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恰如加缪所说：“历史上的瘟疫和战争一样屡见不鲜——然而，瘟疫和战争却总是让人类惊讶不已！”
二
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问题，也是2022的阅读中始终关注的重点。目前，有众多研究对于三年以来的后新冠经济复苏进行了探讨，其中不乏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世界银行研究人员德米尔古齐-昆特（AsliDemirguc-Kunt）、罗克申（MichaelLokshin）等人在《开放轨迹与经济复苏: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波后的教训》的研究报告中，分析了欧洲、亚洲部分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第一波大流行后的复工进程，并就不同复工轨迹及其时机和速度对经济复苏的影响提出了建议。
该研究认为，与在疫情得到控制前仓促取消限制措施的国家相比，采取逐步、分阶段重新开放措施的国家，经历了更强劲的经济复苏。从全面封锁到部分封锁再到不封锁，似乎比迅速解除从全面封锁到不封锁更有效。同样，与全面复工相比，经济活动似乎对部分复工反应积极。通过逐步取消严格措施而不是更快地取消严格措施而缓慢重新开放的国家，也会经历更强劲的经济复苏。
同时，良好的政府治理，尤其是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是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在逐步重新开放的国家中，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经济恢复速度就越快。另外，随着各国的重新开放，对大流行传播的恐惧和焦虑可能会阻碍经济活动的复苏，因此，政府及时准确地向民众提供关于疫情进展情况的客观信息和数据，是促进更快的经济恢复的有效政策工具。
加拿大研究者马瓦尼（FarahN.Mawani）等人在《COVID-19经济应对和恢复:文献研究回顾》）一文中，对于在新冠疫情的社会经济应对措施对于保护就业、促进中小企业和保护正式/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的干预措施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评估。
该项研究指出，由于全球、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剧烈变化，以及新冠疫情危机前所未有的性质和范围，扩大为应对之前的危机(包括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而制定的干预措施的潜力，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加强研究、评估和扩大新冠疫情经济应对干预措施，非常重要。
目前，针对被排除在外的特定群体的干预措施，集中在非正规工人、妇女、种族化群体、移徙工人、青年和老年工人。然而，面临更高风险的其他群体，包括受教育程度低或较低的工人、孕妇、母亲、残疾工人、有权工作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少数民族工人、不稳定的零散工，以及一线的不稳定的卫生保健工作者。研究者认为，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设计、实施和评估新的政策，以确保减少在疫情后经济复苏过程中边缘化和高风险人群所面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该项研究认为，考虑到新冠疫情及其经济危机的规模和范围，单一的干预措施本身是不够的。保护就业、中小企业和工人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或政策措施可以充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需要侧重于设计、实施、评估和扩大全面的补充干预措施，共同覆盖所有工人，包括非正规工人和从事不稳定就业的工人。要通过重新分配资源来打破目前的性别权力失衡，并通过性别再分配方法增加妇女参与决策，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同时，剥削和不平等并不局限于性别，有助于所有边缘化人群的关键战略是加强所有国家的社会安全网，为需要的公民提供最低收入，为所有人提供可获得的医疗保健，为那些无法实行“社交距离”的人(如无家可归者和被监禁者)提供住房和其他保护；加强劳动保护，最大限度地保障那些在疫情期间必须继续工作的人的安全；为那些必须照顾家庭成员的人提供带薪休假。
这些研究者强调，应对新冠疫情、致力于经济复苏中的社会经济平等的举措，不可能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政府治理、制度环境、能力、自然地理和财政空间的差异，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实施系统的干预措施。研究者们呼吁，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全球共同体共同努力，实现社会和环境“可持续的复苏”。
三
面对全球疫情开放前后纷扰、混乱的局面，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如何找到确定的信心？英国知名科普作者、英国萨里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艾尔-卡利里（JimAl-Khalili）在其新著《科学的快乐》一书中，运用他的科学研究经验，试图帮助读者科学、理智地对当前关于新冠疫情的诸多社会争论进行反思。
The Joy of Science
[英] Jim Al-Khalili /著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年4月
该书是艾尔-卡利里本人在过去两年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反思的产物。他在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古已有之。在混乱与错误的信息浓雾中蹒跚而行，人类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科学思维正是以这种未知与不确定为前提，树立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将科学的可证伪性、可重复性运用于对日常生活的思考，我们能够获知关于世界的更多真相，使得生活变得科学、快乐而理性。
艾尔-卡利里提出，要用科学思维理解社会争论，可以通过八个核心思维方式进行：第一，基本的事实是存在的；第二，避免对现象进行简单化解释；第三，拥抱神秘，揭开神秘；第四，勇于理解看似复杂的问题；第五，学会区分事实与意见；第六，质疑之前，反思偏见；第七，不要不敢转变立场；第八，突破信息茧房，构建科学沟通渠道。
如今，尽管已经有数亿的人感染了病毒，并有数百万人的死亡，但仍有阴谋论认为新冠疫情是假新闻，新冠病毒是实验室的产物，5G技术是病毒蔓延的主推手。这种现象是为一种新式的唯我主义，许多人居住在由虚假叙述与错误信息建立起来的平行现实中，虚拟与真实相互交叠与杂糅，形成难以突破的茧房。面对阴谋论，除了保持独立思考的定力之外，我们如何有效地突破虚假信息的藩篱？
艾尔-卡利里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科学家、公众与政府的配合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应始终为政府提供其领域内的专业建议。政治家们权衡这些可能相互冲突的专业建议，综合考量不同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并做出最终决策。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舆论是政策决策者不断关照与倾听的对象，而公众的立场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的权威判断。在科学、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回路中，公众的理性参与与发声，能够使得决策过程更加透明与开放，使得理性之声逐渐驱散偏见的迷雾。
诚如艾尔-卡利里在该书中的结论所说，在新冠疫情打破了国界、文化、种族与宗教的变局之下，人类需要像合作解决重大的科学难题一样，形成基于科学理性的人类共同事业。只有当各国政治家们从目前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态度中抽身出来，科学家们秉持客观判断、科学预测的职业操守，公民们成为传播科学与智慧的中介，我们才能借着科学、民主、理性之光，走出偏见、谬误和愚蠢，实现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实现人类的共同福祉。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
刘军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北京大学博士。曾任日本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员和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等领域，在相关领域著述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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