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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丨邓朝晖:雪孩儿

文章来源:红网  发布时间: 2023-07-10 12:02:55  责任编辑:cfe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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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常德原创文艺奖获奖作品:

雪孩儿(短篇小说)


(相关资料图)

文/邓朝晖

橘子花又开了。

我家住的宿舍楼前有一大片,楼的东头也有,橘树太密了走进去会招来马蜂,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敢去。在午觉睡晚了干脆不去学校的下午,我捧着一只药瓶,瓶盖上早用烧红的铁丝戳了几个小眼。我用它来装蜜蜂,在宿舍楼东边,零零散散围着房子种了一些,我看着蜜蜂在橘子花心上颤动着翅膀,毛茸茸的胖身子,翅膀却薄而轻,它似乎吃饱喝足了,也像我一样赖在花上懒得起身。我抓紧时机,瓶子伸过去,盖子盖住,又成功地捉到一只。

看到它们越来越多,在里面嗡嗡直叫,我心里很受用。它们在里面横冲直撞,又总是碰到壁后弹回来,懒洋洋在伏在瓶底。有的时候,我掐两朵橘子花扔进去,让它们继续赖在花香里不起来。

星期天到了,星期天是满可以睡大觉的,可偏偏到了这时我睡不着,一大早便被外面的鸟声叫醒,磨磨蹭蹭地洗脸梳头之后,便到隔壁左右去敲门。有的伸出一个蓬松的脑袋,有的一大早就不见了。我走到房子前,橘林里有几颗黑脑袋在晃动。我走进去,今天是个阴天,树林里略微有些清冷,但花香在湿薄的水气中越发好闻,一时间我都忘了去捉蜜蜂。

“小菜,蝶儿!带我们家伢儿玩会吧。去去,豆豆,跟哥哥姐姐们去玩。”我回过头,对门姚奶奶在树林外叫我。我跑出去,惊讶的是她领着一个外国小孩。小孩四五岁,黄得有些发白的头发,眼睛珠子都是黄的,他冲我羞涩地笑笑,并抬起手来,遮住前额,眯缝着眼。我抬头望望天,没出太阳啊。

“他叫豆豆,我孙子,这是菜姐姐,住在我家对门。”说话的时候,胡蝶和胡刚一对姐弟也凑了过来。他们和我一样,面对一个外国小孩,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吃饭的时候,我告诉妈,姚奶奶家有个外国小孩,是她孙子。“哦?他家老大的?”老大是姚奶奶的大儿子,一直在国外读书,很少回来,我只见过一次。

涮过碗,我妈在家里翻来翻去,最后趁我们不注意,从一个瓷坛里偷偷地拿出几块桃酥,用纸包好,拉开门走了。我将门开一点缝,见她在对门站了下,就进去了。“哼,就知道把好吃的给别人的孙子吃。”我打开瓷坛,用手摸了一下,再拿出来看,里面只剩一点桃酥末,整块的没有了。

妈回来了,脸上喜气洋洋的,她伸出手,我看到几颗大白兔,这个我家过年都没有买过。我伸手就抓,妈只给了我两颗,另四颗是哥哥姐姐的。并叮嘱我,“姚奶奶说了,让你多带豆豆玩,你和他年纪接近些,不要欺负他。多乖的一个伢儿……”她喃喃自语,转回头看看我,“哪像你这么黑,冬天都蓄不白。”

我将两颗大白兔放在枕头边,这一晚香甜地睡着了,第二天依照妈妈的意思去邀豆豆上学,只有姚爷爷一人在家,他告诉我,奶奶和豆豆去幼儿园了。我有些失望,这么早。

张姨来我们家了,她是个故事大王,天上地下妖魔鬼怪什么故事都会说,不光说故事,和我妈到一起也是唧唧喳喳说个不停。有的时候闹得我在一旁作业都写不下去,又想听,她和我妈说的不是妖魔鬼怪,而是每个人家里的秘密。

我家只有两间屋子,另一间放了两张床没有书桌,就算她们想避开我,我也没地方去。张姨不管,她压低了声音说,“姚姨家哪是外国小孩,那孩子是白化病。”

我妈不懂,她又解释道,“就是一种病,得这种病的人脸、头发都是白的,眼睛见不得阳光。而且……”她又压低了声音说,“那不是姚姨的孙子,是她从孤儿院捡来的。”

我妈“啊”的一声,过了一会说,“姚姨可是做了一件善事,伢儿造孽了,不晓得他父母是谁,丢下就不管了。”

可是,第二天、三天,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有见到豆豆,姚奶奶倒是在家,我每次问她,她都说,在幼儿园呢。

她不是要了豆豆吗?怎么又送走了呢。

这个星期天下雨我没地方去,窝在家里用火钳夹铁丝烧红了戳塑料瓶盖,家里已经有几瓶蜜蜂了,整天嗡嗡地在瓶子里叫,平常不在家没感觉,今天没地方玩,叫得我心里直烦。我想,做了这瓶,就不玩蜜蜂了,哪天一齐放出去,看它们怎么高兴。

“小菜,菜姐姐,我把豆豆送来了,你带他玩一会。”我回过头,又是姚奶奶,豆豆也从门外挤进来站在我面前。我懒懒地答应了下来,姚奶奶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菜姐姐,你们别玩火,你们玩点别的吧。”

我只好放下火钳,把开水壶坐上去。玩什么呢?这时豆豆走到五斗柜边,对一瓶瓶蜜蜂感起兴趣。我顺手拿起一瓶,告诉他这是蜜蜂,是我捉来的,哪天天晴了也带他去。他接过来,旋着瓶子反复看。我刚把鞋绊扣上,家里就有无数只苍蝇满天飞了。不,不是苍蝇,是蜜蜂!

豆豆满脸委屈地望着我,一只蜜蜂在他脸上停了一下也没有察觉。他伸手去抓,想把这些毛乎乎的飞行物一只只地送回到瓶子里去。可是,晚了。

我打开门,又打开窗子,让它们出去,回到它们来的地方。又挥起扫帚赶,才终于将它们全部赶了出去。我关好窗子,豆豆把手伸给我看,说“痒”。

我抓起他的小手,食指外侧有一个小黑点,周边有一点红红的。我拼命地挤,想把那黑点挤出来,他不干了,手直往里缩。

下午,他的手就肿很大了,我妈反复用黄色的药水擦他的伤口,又把这瓶药给了姚奶奶,几天之后,豆豆的手终于消肿了,但这一来,姚奶奶也不再把豆豆单独留给我了。

我渐渐发现一个规律,豆豆总是星期天来,星期一姚奶奶又被他送走了,他好像在外面有一个家,只是专门到姚奶奶家过周末的。

胡蝶胡刚的爸爸很凶,很少有见到他笑的时候,有时在走廊遇到了,我也不敢喊,嘴里嗫嚅一下就走开了。胡刚不像他爸,他和我同龄,和姐姐不同的是,他话不多,也不招惹事。但如果谁要是欺负他姐姐的话,他二话不说就会冲上去。

谁又敢欺负他姐呢?胡蝶是个男孩子样,齐刷刷的马尾辫,人走在前面,后面的马尾也跟着趾高气昂的来回摆。有好几次我都被她拦在大门外不让进,要留下买路钱。但她能召集一帮女孩子用火钳烧红了卷头发,用红纸在脸上和嘴上抹,禁不住诱惑,有时我又屁颠屁颠地跟着她。

豆豆来了,她一再对他的黄头发白皮肤羡慕不已,有一天她看了半天,说他真像一个洋娃娃。突然起了打扮他的念头,把妈妈的纱巾拿来披在他身上,给他做了一顶尖尖的帽子,又把他的小嘴和小脸涂得红红的。豆豆对我们的举动很顺从,只是羞涩的笑,也从镜子里照他古怪的样子。胡蝶弄完了退后几步看他,自言自语道,“这样子是白雪公主呢还是白马王子……”突然她坏坏的一笑,对弟弟说,“小刚,他到底是公主还是王子?”“王子吧,他是男的。”“要不,我们看看,他有没有小鸡鸡,是不是长得跟他的脸一样白?”这倒是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姐弟俩动手开始脱豆豆的裤子。豆豆开始有点不好意思,憨憨地笑着往上提,后来经不住我们的坚持,就顺从了。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帮孩子一起欺负我家豆豆!”我回头一看,什么时候姚奶奶站在屋里了,她冲进来,一把扯过豆豆,提起他的裤子,边往外走边说,“他才五岁,你们都比他大,都欺负他……”

我很伤心,姚奶奶再也不相信我了,她给的两颗奶糖,至今糖果纸还压在我的课本里,拿起来还能闻得到一股奶香,她再也不会给我糖吃了,也不再让豆豆跟着我们玩了。

学校在家对面,都在一个巷子里,走出巷子就是体育馆。经常在体育馆门口,爸妈会停下来,看一看那里张贴的告示。告示贴得很高我看不见,只看得见最低的地方写着“苏什么什么”三个大字,我问妈,“怎么每张告示上都有这个人的名字”,我妈告诉我,这是法院院长。

有的时候走在大街上,看见一溜大卡车驶过,街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人。车上的人反捆着手站着,背后插着牌子。他们有的站得很直,有的头低得很厉害,有一次我竟看见了一个女的。他们都是从体育馆出来的,一般要在体育馆开公审大会,然后再把他们押到车上,开出去。我跟着妈妈参加过几次公审大会,离得太远什么也听不见看不清。我妈告诉我,犯人有两种,背后插牌子的人,是要拉去枪毙的,没有插牌子只是反捆着手的,是判了刑送去监狱,不会死。

我望着卡车一辆辆驶过心里直发毛,莫非那些背后插牌子的人,等一会就会消失?我没有见过死人,爷爷奶奶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我身边的朋友邻居,也没有谁家死过人的,张姨说的那些鬼故事,虽然当时也吓得我毛骨悚然,但一觉睡醒来,又安慰自己这是故事,是假的,事实上没有。而现在,这些穿土黄色棉衣的人,背后插着他们犯的罪和名字,将要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子弹“嗖”的一声穿过,倒下来,再也看不到听不到吃不到了。我越想越害怕,似乎此刻他们已成了《画皮》中的人物,皮肤阴冷,看不到下面的我们。

我很少穿新衣,都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改的。我妈没有给他们买过衣服,一般是做,而且是把裁缝请到家里来做几天。有一次因要给外婆外公做寿衣,她干脆把全家人春夏秋冬的衣服全做了。有爸爸的棉袄,黑色棉布内胆和咖啡色罩衫,哥哥姐姐的外套做得很大,够他们穿上两三年,我呢,最后剩下点边角余料,做了一件带裙边的外套。因为多了两块颜色不同的布,裁缝灵机一动,腰部滚了一条边,腰下摆用另外的布做成有褶的裙衫。这让我兴奋不已,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且样式这么新。我对何裁缝有了好感。

何裁缝是我妈叫的,我妈不让我这么叫他。在我们镇上,至少在这条街上,他是大家的熟人,谁家要做新衣服都会请他去家里。他的头发花白,常穿一件灰色中山装,戴袖套。除了给人量尺码,他的头很少抬起来过。

一天中午回家我妈告诉我一个消息,何裁缝的儿子被抓了,犯的是抢劫罪。我没有见过他儿子,有的时候随妈到何裁缝的店里去,也没有见过他。虽说是店,也只是两间不大的木屋,黑乎乎的,前面当街的一间做店面,后面小的那间是厨房,睡在哪里的我就不知道了。每次去只有他一人在,我有时转到后面那屋,看见小矮桌上放着几样菜,何裁缝一个人是吃不了这么多菜的。后来我问妈,她说,“他还有个儿子,就这一个,伢儿长得白白净净的,他看得重。”我说怎么从没见过,妈说“初中毕了业,没事做,打流呢。”我不能确切地明白“打流”的意思来,只觉得不是个好词,因为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人时常常说,“你要不好好学,以后就到社会上打流去!”

很快就有消息了,判的是死刑,我爸说,是一个抢劫团伙,他是这个团伙的成员。晚饭后他们又到体育馆门口看,告示也张贴出来了,第二天开公审大会。

我照例跟着妈妈去看公审,这次不一样,犯人中有何裁缝的儿子。她想到前面去。她领着我往前面挤,人太多了,我们被一波一波的人流送到前面,又被推回来。我看见妈的棉帽挤掉了,低下去帮她捡,帽子很快被人踩在脚下,捡不到了,我也和妈妈分开了。在高大的人群中,我觉得自己掉进了汹涌的河水里,快要淹死了。我大哭起来,隐约听到妈妈在喊我,也拖着哭腔。有一个叔叔把我抱起来,举到头顶,大声问“谁的小孩!”

我们终于远离了人群,远远地听见警车的呼啸声,刑车开动了,人流又随着往体育馆门口挤。我妈仍然想到马路边去,等我们尾随人群到外面,只能看见最后一辆刑车上人们的后脑勺了。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何裁缝的儿子,他这会站在上面,会看见他认识的人吗?一个人要去那么荒凉的地方,他害怕吗?

我害怕,害怕在强大的水流中,被冲散,和妈妈分开。

我们那条街上,差不多都是熟人。我妈领我上街,一路上不停地打着招呼。有一次大年三十,我家年饭吃得早,中午就吃完了。下午妈带着我去买些年画,家家门口都在生炉子忙年饭。我妈一路招呼打下去,差不多把街坊们备的年货,烧的菜都看到了。

出巷子那家开了个杂货店,卖些锅碗瓢盆、扫帚撮箕之类。杂货店老板我没见过,只觉得每次路过总有个女的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她和我妈年纪差不多,穿着也差不多,不同的是,她烫了头发。是那种卷得很细的短发,除了年轻爱时髦的女青年,很少有人烫头。她和张姨一样,也爱说话,遇见我妈,两人在路边要张家长李家短地说半天。但我私下觉得,她和张姨又不太一样。

她有个女儿,也抽烟,不同的是,她女儿烫的是大波浪。虽然头发烫得很时髦,但穿得却挺随便,总爱穿一件宽大的劳动布外套。这种衣服我妈也有,是她工厂的工作服,她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那件衣服挂在门后。但我妈穿上的感觉和她不同,她穿着比我妈好看。

不知她叫什么名字,邻居们说起她时,只说那个女阿飞。因此“阿飞”就成为她的名字了。阿飞也不是个好词,阿飞与流氓是并称的。我妈说她的确抓进去过,犯的是流氓罪,进去几个月之后就回来了,以前的工作没了,也在社会上“打流”。

不用我妈叮嘱,我当然是不会和她来往的,我学习的榜样是发小赵小红,已经随父母去省城读书了。但小红学习好长得不好看,皮肤和我一样的黑。女阿飞长得好看,像极了我崇拜的县剧团演员陈曼曼。她的衣服太宽大了,放两个她都没问题,有的时候她慢腾腾地挽衣服的样子,真像陈曼曼在台上甩水袖。我不敢和她说话,只是在路过的时候偷偷打量几眼。

妈的同事生了孩子,我和姐被派去送红蛋红糖,走到巷口,见前面围成了一圈。我跑过去看,原来并没有打架,也没有吵架,是女阿飞的妈妈一个人跺着脚在那里大骂。“我丫头漂亮怎么了?犯了法吗?她穿工作服,她剃光头、披麻袋都好看!这些男人自己掉了魂,关她么事?”她披头散发,烟也不抽了,一个人指着前面大骂,我还想继续看下去,被姐姐一把扯走了。

有一段时间,何裁缝店里关门了,妈妈要修拉链改件衣服,得绕到人民医院那条路上去。那天我们从公审大会上回来后,妈去过他家,门关着,晚上她熬了点粥端过去,还是没有开门。他没有老伴,未必这镇上还有什么亲戚?接连好几天门都是关着的,后来爸妈说,可能是去外地了,这里熟人多,他要面子,再说换个地方对他来说也是解脱。

可过了几个月,何裁缝的店又开门了。那天张姨一到家就喳喳呼呼地告诉我妈这个消息。她路过的时候,发现店门开了,开始她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人租了他的房子,探头进去,发现何裁缝正在擦他的缝纫机。她打了声招呼,他就回过头来,谦虚地笑笑。他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头发白得更厉害了。

姚奶奶说豆豆的几条裤子都短了,得接边,棉衣的罩衫也该做新的了,这几天就去看看。

她不再把豆豆放出来和我们玩,一进走廊就直接回家,有的时候豆豆在门口看我们玩,她也跟出来站在那里。我们觉得不舒服,一堆人就呼啦啦地到外面去。

那天她回来后一脸的慌张,把豆豆送回家后就跟我妈说,“何裁缝变了!”我妈问她怎么变了。她说,“刚开始我也觉得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把我豆豆拉进去量尺码的时候,他就盯着豆豆看,看了还摸他的脸,亲他,我觉得这也没什么,豆豆本来就招人喜欢。可他的眼睛不对,直直地盯着,嘴里还念叨‘斌儿’,‘斌儿’。”

不久邻居们都传开了,说何裁缝见不得长得白净的男孩,一见就亲,就摸,直直地盯着看。大人们还叮嘱我们,不要单独去何裁缝店里。

他不是只喜欢白净的男孩吗?我又不是。我决定瞒着妈妈去看看他。放学的时候我磨磨蹭蹭的,等大部队走得差不多了,才晃晃悠悠地走出学校,沿着巷子向何裁缝的店里走去。

他低着头,埋在缝纫机里,一条花花绿绿的裙边从机子上垂下来,洒在地上。我想起我那件裙衫,胆子又大了些。不由走进去,清了清嗓子叫了声“何……伯伯。”他抬起头,望着我,渐渐露出了笑容。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怕他告诉我妈,就说,“你不认得我,我刚路过这里,喜欢看你扎的这条花边。”他笑得更厉害了,说“来来来,我这里好久没来小孩了,来来,吃糖。”他放下手中的活,从一个铁筒里抓出几颗糖给我。是“高粱饴”,我家过年买的常常是这种。我剥开糖果纸,把糖放进嘴里慢慢抿着。我问他,大人也喜欢吃糖吗?他继续踩缝纫机,说“小斌爱吃,我买给他吃的。”“小斌是谁?”“我儿子啊,”他高兴地说,“他出门了,跟他妈妈。”

我心里一团狐疑,他儿子不是已经……怎么又冒出一个“小斌”来?我被他弄糊涂了。回家的路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只记得那条花边,蓬蓬松松地从他手心里长出来,像一长条春天的叶子。

他说的儿子,我觉得不是一个人。一个是小学时学习很好,上了初中跟上了一群小混混,就不爱读书了。他打过,打了又后悔,满大街地找他。一个只有五六岁,乖巧得很,一个大雪天跟着妈妈出门,他把他们送到汽车站,把行李放上顶棚,小斌穿得暖暖和和的,头用大围巾包着,只露出一双大眼睛。他看着汽车开出车站,大地上白白净净的,除了两道醒目的轮胎印,其他什么也没有。

听着何裁缝的絮叨,我也有点恍惚了,记起很多小时候的事。妈妈带我去看外婆,我们坐车啊坐车,坐了车还要过轮渡,人不下车,等轮船过来车子慢慢开上去。水是青灰色的,天也是青灰的,冬天没有尽头。我觉得我和妈妈被所有的亲人抛弃了,外婆在哪里,爸爸在哪里,都离我们那么远,谁也救不了我们。我还记起有一次发烧,躺在白色的床上,妈妈总想喂点桔子水给我喝,那是平常吃不到的补品,可我抬起头来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妈妈和我说话,我觉得闹,心里发慌,摇摇头不要她说。她还想说什么,我也没有力气阻止她,慢慢慢慢睡着了。我看见眼前有很多金星在闪动,接着是一条一条金色的线,在我眼前穿插,看得我眼睛很累。我在想,怎么这些声音,这些颜色总不让我消停呢?

后来妈对我说,那次我昏迷了两天两夜,妈急得找瞎子给我算八字,看我过不过得了那一关。

小时候的事,长大以后的事,有的时候就像那一条条金线,相互穿插,晃人眼睛,让人分不清哪根是哪根,越想分清就越糊涂。

我越来越相信,除了从体育馆出来送去刑场的儿子,他还有一个儿子,叫“小斌”,他在一个大雪天跟随他妈妈去了外地,很久都没有回来。

有一天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儿子有女朋友了。我问他在哪?他指指门外,“就在这条街上,有一天我亲眼看见的。”我说你怎么不叫他们,你看清了吗?“没有,他们开始亲亲热热的,我还以为看错了。再仔细看看的确是小斌,拉着个女伢的手。我忙进屋收拾收拾,怕等会女伢进来不好看,等会再去看时,两人吵起来了。吵了几句,女伢子甩开他的手,跑了。小斌也不晓得追,愣愣地站在那里发了会呆,就回来了。”

我有些失望,只差一点就看到妹子了,那妹子长得好看不?如果进了屋,何裁缝一定会给她做好多带花边的衣服裙子,可惜啊!

这是他的哪个儿子?应该不是死去的那个,我看他指着前面这条街,好像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或许小斌又回来了呢。他前段时间去了乡下,是不是把他接回来了?

妈妈的气喘病又犯了,她打发我去医院找白伯伯买药,药买到了,我不喜欢医院前面那条路,脏兮兮的,绕到剧院这条街来。剧院前面的黑板上写着今晚的节目,整场的《穆桂英挂帅》,陈曼曼演的。妈妈在家病着,爸爸又去乡下了,我在剧院门口转了转,恹恹在往回走。忽听一个女的叫我,“关师傅家的小妹子吧?”是女阿飞的妈妈,她一手捧着包瓜子,嗓门很大。“想看戏?”她问我。“没有,只是看看,我妈妈病了。”想了想,我告诉她,“陈曼曼和你妹子长得真像!”阿飞的妈妈瞬间开心地笑了,“小女伢真乖,别人都讲我女的坏话,就你说她好。”我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了,红着脸走开。她抓了一大把瓜子塞进我口袋,并一手搭在我肩上要送我回家。我被她箍着很不舒服,想要她放开又不好开口,只得这么将就着走。走到裁缝店前,她邀我一起去坐坐。

何裁缝好像并不欢迎她的到来,没有抓糖给她吃,也没有请她坐。阿飞母和我一样,也看中了那条花边裙,她抓起来左看右看,说“我女要是穿上不晓得有多好看!”裁缝低着头,瓮声瓮气地说“你给她做一条呗!”她边端详边说,“不是进去了吗?还没出来呢。”想起这事,她突然恨恨地把裙子一摔,“都是吃干饭的,犯了事,抓女的有什么用?要把那些色男的都抓起来呀!”裁缝不做声了,开始踩缝纫机,嗡嗡的声音似乎在阻止她的说话。她看看何裁缝,语气柔和了下来,“唉,我家这个还好,在那里也有吃有喝,饿不死冻不着。你家的……唉,早晓得这样,那个伢儿我留下来就好了,要真是你家的,你们何家也有了个后……”

她的这番话我没听明白,什么“你家”、“我家”,把我弄糊涂了。我看看何裁缝,呆呆地望着她,像不认识她一样。阿飞母还想继续解释,又看看我,止住了,像老熟人样拍拍何裁缝的肩,走了。

每年的冬天我都要生冻疮的,不光是我,所有的小孩都会生。早上去的时候,我妈给我和姐一人一个小怀炉,就是一个铁匣子,里面放几根燃烧的木炭。缝个布套吊在胸前,上课的时候捂在手里。两节课之后就冷了,下课后我们排成一队在墙角挤,挤出些汗来。上课的时候脚冻木了,有时老师也会让我们集体跺脚,他说“开始!”我们就一齐放开了跺,跺得教室里灰尘弥漫。他说“停——”,跺脚声一下子就停了。

我们常在一起比谁的冻疮厉害,我的手肿得像包子一样,也有个别的手指头流血,姐姐的整个手都流血,她的耳朵也流血。戴上手套后都脱不下来,撕扯着手上的烂肉就沾到手套上去了。晚上写完作业,妈妈就用白萝卜烧热了在手上滚来滚去,说这样冻疮也才会散。

虽然冬天又冷又长,生冻疮,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下雪天和寒假是我们最盼望的。然而今年这个冬天,我的心情郁闷得很。妈妈的气喘病老犯,时常要去医院住几天。晚上回到家走进走廊,常常看不到妈妈的影子,听不到锅里“滋”的一声响,升腾起白色的烟。家里人忙东忙西,我们很晚才吃饭。我手上的冻疮也没人管了,这个冬天流血得厉害,那副深蓝色手套常常沾了一块块乌色的血痂。脚也是,袜子脱不下来,棉鞋也破了,露出惨白的棉花。

一天放学回家,看见妈妈坐在床上,眼泪直流,张姨在边上安慰她:“人死不能复生,你宽心些,自己身体又不好,这一趟去赶车赶船的,病倒了怎么办?”我痴痴地走过去问妈妈怎么了?张姨告诉我,外婆去了。外婆去了?死了,不在了?我呜呜地哭起来。张姨掏出手绢替我擦眼泪,“菜妹莫哭,菜妹莫哭,你妈妈身体不好,你要安慰她呀!”我哇哇大哭起来,“外婆死了,妈妈没有妈妈了……”

妈妈还是病倒了,这次病得不轻,除了气喘之外,还发起了高烧,老不退。哥哥身上长了个瘤子,爸爸陪哥哥去外地治病,姐姐陪妈在医院,我则被托给了姚奶奶。一家人四分五裂的,哥哥走的那天,妈拉着他的手不停地淌眼泪。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最难熬的冬天了。每天跟着姚奶奶同吃同睡,虽然她待我很好,但我仍然止不住地想妈妈。在她面前我很乖,放了学回到她家就做作业,晚上洗漱完就自觉地钻到被子里去。蒙在被子里独自想念妈妈的味道,想着想着心一酸,就悄悄哭了。

望着自己家紧锁的门,想着那些平常的日子,妈妈在走廊里风风火火地做饭,我扔下书包就往外跑,看都不看她一眼。爸爸很多时候都在乡下,他回来的日子如同过年一样,饭桌上会多一两个菜,吃饭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地发言,惟恐没有机会在爸爸面前表功。

可是,这一切都离我很远了。

星期天,我陪姚奶奶去接豆豆,原来,他这段时间都在涔水桥外一个叫“福利院”的地方。他见到姚奶奶高兴地跑过来,意外看到我,更加惊喜。我和姚奶奶一人牵一只他的手,他走几步跳两下,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平时跟谁在一起呢?

这几天我的脚很痒,上课的时候痒得不行,不得不在桌子腿上蹭两下。脱下袜子,烂的趾头在结痂了,红肿的一大块逐渐缩小了面积,就是它们使我发痒。姚奶奶说,说明你的冻疮在慢慢好转,天气转暖了,冻疮就像那冰冻的河流一样,也要解冻了。

我喜欢这种痒的感觉,它让我觉得春天快来了。

春天真的要来了,这几天橘子树的叶子不再那么灰蒙蒙的,一些新绿的小叶从末梢悄悄钻出来,油油的,亮亮的,干净得很,凑过去,还有一股茶叶的香。豆豆又在太阳下手搭凉篷,傻呵呵地看我摆弄树枝。我凑近看他的脸,雪白雪白的,连脸上的细茸毛都洁白无比。

他又在说傻话了。菜姐姐,怎么蜜蜂花还不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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